李克杰/文 　　8月7日，住建部正式批准立项的《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就课题大纲向公众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建议进行城市“大城管”改革，成立一个由市长牵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城管直接由市长掌管负责，改变以往城管归属混乱等状况。同时指出，应通过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来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 　　笔者认为，城管改革势在必行，但城管改革模式和路径必须进行认真探讨，并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的立项，将城管改革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城管改革理论先行的思路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事实上，课题立项以来，课题组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形成了课题大纲，提出了城管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模式，并及时将大纲向公众征求意见，这是比较罕见的，充分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 　　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现状，要深化改革创建和谐城管，必须立足于两个基点之上：一是体制，二是观念。具体来说就是，无论“大城管”也好，还是其他科学合理的城管体制也好，即将进行的城管改革必须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体制和观念都需要改革。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首先，体制是非改不可的。当前我国城管中的诸多问题，多半都源于体制。城管体制既包括城管机构的性质、职权及领导体制，也包括城管的权力来源等问题。从现实来看，我国当前的城管体制是复杂的，也是各自为政，各不相同的。在城管归属上，情况非常混乱。有的挂靠在建设局(如河南省济源市)，有的挂靠在规划局(如广东省清远市)，也有的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局，但挂在建设局(如山东省青岛市)。而在行使职权上，建设局或规划局下设的城建监察支队或城管执法局，一般是事业编制，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但事实上都在行使着大量的行政执法权，这些职权来源于政府的红头文件而非国家法律。由其归属和机构性质决定了城管之间没有任何领导关系。所有这些体制问题，一方面为各城管部门的执法埋下了标准不一、各行其是的隐患，另一方面也为公众质疑其执法合法性留下了把柄，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粗暴执法和暴力抗法事件，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城管角色日趋尴尬。 　　要改革城管体制，就必须切实解决目前的体制不顺问题，让全国的城管都回归到法治的轨道上。一要依法设立城管，二要依法规范城管，三要依法制约和监督城管。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它的机构性质问题，还能够有效解决它的权力来源和权力规范问题，使其成为国家机构中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执法新成员。若没有合法身份，只是改变领导协调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大城管”中的市长负责也无法改变当前城管体制中的一些根本性缺陷，何况征求意见稿中只是建议由市长担任一个城管委员会的主任，而非同审计机关那样的直接领导体制，而实践证明“委员会制”的管理模式效果并不理想。 　　建设和谐城管和和谐城市，在改革城管体制的同时，还必须切实转变城管观念。观念和理念，是宗旨问题，更是方向问题。城管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管体制设计及城管措施实行，并将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能否理解和支持城管工作，是真正化解城管矛盾的思想基础。笔者十分高兴地注意到，课题大纲提出，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的关键点，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原因是，城市公共空间绝大多数被城市利益集团占用，弱势群体实际可分享空间太少。这是城管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是科学的、以人为本的，非常值得赞赏。依据这样的观念改革城管，前途光明，效果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