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五一长假里，很多媒体又是老生常谈，集中曝光了许多游客不文明行为：随手扔弃的垃圾大煞风景，公园里外摊贩乱摆卖。报道发出呼吁，希望市民要有公德心和环境意识，共建文明。媒体说得很客气，也没有落入语言陷阱——如果针对乱摆卖，进而呼吁城管等部门严管，大概会招来批评。毕竟，摊贩挣钱不易，小长假可谓“黄金”商期，为了观瞻就断人家的财路乃至生计，成为道德或者政治上的不正确。这还不用说，许多人之所以选择去公园景点游玩，可以买到价廉的小吃美味，就是一种理由。

公德心、环境意识的呼吁，从来也是正确的，但回顾“五四”以来的近百年，这类对于现代市民道德的推广和鼓吹，一直就有些尴尬。如果将鲁迅、林语堂等大家几十年前对国人道德素质的批评，放到今天，同样不过时，却显示出这样的推广和批评，本身是软弱无力的。

最起码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人首先追求自利，而公共性和社会认同、自律意识的形成，确实需要外部机制的规范。这种外部机制，可以是法律规章，也可能由群体认同或文化观念驱动。换句话说，与其徒劳无功的反复嗟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倒不如从建立和实施规范的可能性、可行性角度入手。

这里要提到一个亟待反思和问题，为何一提游园、市区秩序的管理，包括媒体、政府人士乃至市民，就会联系到城管与游客（市民）、摊贩的对立上去？

先入为主的对立观，实际上来源于城市秩序对城管工作的要求，简而言之，是因为城市道路、公园景点布局规划，以及商业、广告设施设置等，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人性化，对广告业主、商铺经营者、摊贩乃至过路市民、游客都有诸多不便。后者们要减少成本、寻求便利，就会做出一些有违秩序的选择。很显然，城管等一线执法者要予以干预，必然处于对立面。

实际上，表象上的“一管就死（对立、冲突）”、“一放则乱”，常常遮蔽了前述多项城市规划的功能性弊端，这才造成规范机制的偏差和尴尬。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将这样的弊端予以革除或改良，不能致力于修复秩序的合理性，那么官民话语则会出现巨大的分歧差异：一方大谈市民道德素质，并总是寄希望于某种强制力来予以规范；另一方则反感不断加剧生活的不方便性的管制，以及在市民看来颇具伪善色彩的道德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