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 作　　者： 林毅夫 著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其他课程中，我深深感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成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正是我国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 　　相信只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学者将可以对我国的现代化以及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我国将会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我希望这三本对话集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从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方法问题上与学生的对话记录。通过问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应如何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在为一名善于运用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并阐述了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等问题。本书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无论是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都极具启发性。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法国奥佛涅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有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等。目前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并多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第七至十届全国政协委中、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目前担任全国减灾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软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顾问等重要社会兼职，是国内外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十几家海外英文杂声的匿名审稿人。 目录 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 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学问之道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书摘插图 林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来进行方法论的对话，这个学期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谈方法论，有必要在学期末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在方法论上的想法，另一方面加深同学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让大家对经济学学习、研究、运用的方法论有更好的理解，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很感谢盛柳刚、邢兆鹏、李莉、王海琛、崔成儿、刘秋霞等同学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讨论。 盛柳刚：谢谢林老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经济学方法论？现在我们谈经济学方法论时，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如现代经济学广泛流行的实证主义，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林老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所谈的方法论包括哪些方面？ 林老师：应该是你谈的几个方面都包括，但我自己最侧重的是怎么样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和理论创新的方法。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要多读前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我们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还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社会进步、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所以，我在方法论上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方法与原则的探讨。 盛柳刚：在我成为您的学生的这一年之内，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们详谈方法论，为什么您觉得方法论那么重要？尤其是对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超越一些理论上的争议，强调方法论是否有类似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林老师是否想借方法论来反对中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同时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 林老师：我强调方法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经常看到不少学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现象，但他还是坚持以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于我国。就像弗里德曼主张的那样，我个人认为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也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我所以和各位一再谈方法论的问题，是希望各位成为会运用理论，会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是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了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1979年诺奖获得者，曾经对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的考察，他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一群少数人，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有无可旁贷的责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祸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第三方面，我之所以强调方法论，也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因为从我在芝加哥大学开始写毕业论文到现在，我经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主流观点不一致，常引起争论，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起来，即使开始时极少数的人能够理解或者接受我的观点，我发现还是我提出的理论比较经的起时间的考验，而且，时间越长，越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我个人提出的大部分看法与主流看法不一样，所以我在接受或摒弃现有的理论以及怎么样提出新的理论上有些体会，我作为老师，抱着野人献曝的心理，我走过来了，也实践了，觉得这些方法是可行的，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学会这些方法，少走弯路。我对各位同学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我希望各位掌握好方法，利用时代给予各位的机会，在二十一世纪成为领导经济学思潮发展的大师。中国有句话，厨师要做好菜，要有好的素材，也必须掌握好的烹调方法。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提出新理论、大理论的素材，我希望各位能够掌握好烹调的方法，做出好菜来。 盛柳刚：刚才您谈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转型，我个人觉得萨克斯他们在倡导休克疗法的时候，有个潜在的理念是"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在西方产生的这套基于个人理性的理论，应该可以适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林老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我的研究体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课时我常讲的一个小故事，根据许多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在原始社会人跟人交换经常是把要交换的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树林里面，这种看似原始的交换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理性的，因为原始社会剩余少，要交换的东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有人来交换，如果需要人站在东西旁边等的话，就把一个劳动力绑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树林后，跟你交换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东西被拿走，人家不留下等价的东西，所以，原始社会里通常还有一项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东西被拿走而没有留下等价的东西，就会千里追杀去报仇，由于有了这种很重的惩罚，东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会大量减少，所以，这种千里追杀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同样是理性人的选择，现在的交换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样了，现在社会的生产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换的东西多，频率高，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开店，店主看着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买者不给钱，顶多不卖东西给他，或者东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报警，要警察惩罚他，不用像过去那样费时费力冒着千难万险去千里追杀。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经济学家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书读到一定数量，会越读头脑越含糊，因为针对同一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和看法，到底该听谁说，莫衷一是，很困惑！因此，这时，加强方法论的学习就很有必要。 从根子上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社会科学中，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像牛顿、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找到的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又在社会科学领域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客观规律，是很可疑的！ 这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领域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也就不可能得到类似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的所谓客观真理。 正如林老师在本书中所讲的，“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 能不能认识这些根本的问题，是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分野，也是学问者和读书者的根本区别。 推荐阅读！ 我们一直在学习经济学的教材，马政经，西方经济学。在学习这些教材的时候可能我们中国的教育方式使我们不能体会到这些教材本质的一些东西，而在国外的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并且大多以互动问答的方式教学。在与林老师对话这本书中，也正是采取这种方法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知道但凡是要做出点成绩的中国经济学子们，必须学会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现象的观察中实现“常有”，也就是把握经济逻辑在这个经济现象中是如何表现的。林老师贯彻一种用道家的思想来学习经济学，也能让人感受到国学的精髓。林老师多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辈出的实际，是根据经济学的本体，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崛起，给我们的经济学大师的产生提供了滋润的土壤。21世纪世界金融中心逐步移向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的研究，我国经济学家有这“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优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世界经济学界都是腾飞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对历史以及经济学史的研究，从过去的现象中发现规律，并结合现在的理论与现实，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 另外林老师提出的“一分析，三归纳”、“四种能力，一种心态”以及考虑影响因素的横向思考内生和外生的转变......我们需要多加思考，融入自己的思维体系中。 我们需要放眼世界，需要保持一种“山高月小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于天，还道上高月更阔。” 林毅夫老师的这本书基本反映出林老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观察问题的方法。对于有一定经济学基础，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来说，很有帮助。 书中不乏精彩的语句和深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