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规划之父”：城市漂亮外表不等于内在健康
这次会议亦被看做“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的“展示会”，该国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在新加坡立国47年后，成为诸多国家、诸多城市的标尺。
在硬币的另一面，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而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同时存在诸多“粗放”问题。7月3日，有着新加坡“规划之 父”美誉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该国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74岁高龄的刘太格接受了《财经》的专访，系统讲述了城市 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先行的理念，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执行方面的问题直言不讳。
《财经》：
这两天在新加坡有一个发现：即使是市中心的马路，通常也只有两三条车道，而车速却非常快，目测速度应该超过70迈，这是如何做到的？我同时听说，您对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的唯一不满，是马路太宽？
刘太格：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不是我做的。但总的来说，中国有许多道路，尤其是市中心的路，太宽，有太多车道。
你是否注意到你们的国家，路网太疏，通常每500米才有一条路。但新加坡大致是每300米就有一条路。如果每500米才有一条马路，当然要六车道才够用，而我们两车道就行了。
路网密集之后，每个街区面街的面就会增加，地价提升，商家高兴。如果这么做，路的宽度减少，更重要的是：现在人口老化，过窄马路会比较容易。
《财经》：
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问题。
刘太格：
这确实很细微的技术问题，但同时也是理念问题。
再举个例子。你们的十字路口拐角幅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很多车拐弯时就不减速，很危险。你在新加坡是否注意到，这里的拐角半径很小，车辆必须减速，行人就变得相对安全。
你们一想起要解决交通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宽车道，提高拐角幅度。于是，你们的快速车道上挤满了车，快车和慢车挤在一起。快车跑不动，道路自然拥堵，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们每小时跑20公里，新加坡可以跑到100公里，路上的车就增加了5倍。
《财经》：
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政治上GDP挂帅，汽车工业是支柱产业。同时，消费升级换代，轿车普及到家庭，拥堵就会特别严重。那么，已经拥堵的城市，再想补救，是否有足够的手段？
刘太格：
每个城市都有希望。三个问题：一是决心，二是技术，三是程序。
如果政府有决心解决交通和污染问题，你就要重新考虑这个城市的毛病在哪里，需要怎么治。这可能会发生一些令市民不满意的事情，比如征收土地、建设快速路，这就涉及到了拆迁。但是，问题不解决更麻烦，所以要下决心。
第二，要考虑怎样的改善会协助塑造更好的城市。第三，拆迁必须经过适当的手续，给居民更好的生活环境。环境没有显著改善，居民当然不愿意搬走。如果还能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居民就更有动力到新环境去。
不过，首要的问题仍然是政府的决心。
《财经》：
您是否在表达两层意思：第一、两国土地制度不一样；第二、超级城市与周边城市构建城市圈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刘太格：
我是想说，要解决交通的问题不能单单考虑交通，而要考虑城市的功能。
交通最主要的目的是从家到商业中心，这是主要人流。而从家到工作地点以及其它地方都还在其次。要把城市布局和快速车道、地铁衔接起来，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财经》：
我听城市规划方面的官员讲，这是一种组合式开发的理念，就是让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的功能不要太单一，而是要五脏俱全，从而缩短人们日常出行的半径。
刘太格：
我不太愿意讲组团，怕被误解，因为组团有多种含义。
我想说，城市要有细胞的观念。每个细胞都有基本功能对不对？每个小区、每个街区、每个区域都是细胞，只是大小不同。
《财经》：
低碳的理念是否应该贯穿其中，中国的经济结构面临着痛苦转型，城市规划也是如此？
刘太格：
现在的规划理论太多了。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的领导不是规划专业出身，很难知道到底选哪一种理论。
中国的很多领导说，要一个特殊的产业，比如高科技、绿色经济等，但很少有人谈到如何把握城市的基本功能。我刚才谈到路网，谈到商业中心，这是城市的基本功能。
把城市比作人就会很容易理解。人体要健康，首先是头脑和五脏六腑要健康。你要有商业中心，血脉是基础设施，血管是交通网络。但是，现在人们基本不谈基本功能，这次会议上，基本功能也几乎没有谈到。
举个例子，跳舞唱歌是人的特殊功能，听说读写是人的基本功能，而唱歌跳舞只是基本功能基础上的额外技能。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看书表达，不会变成一个成功的歌唱家。
回到低碳问题。你们国家现在把快速和慢速车混在一起，塞车很严重，花在路上的时间、也就是碳排放的时间多出了五倍，怎么谈低碳啊？所以，首先是不是要避免塞车？这是你应该着力改进的基本功能。
新加坡的环境和水资源部的部长今天也在说，把环境做好了，就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
《财经》：
城市除了有交通问题，水的问题也至关重要。中国分管城市规划的高级官员说，目前城市里面的污水处理、管网建设维护方面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管网老化陈旧、污水处理能力不足而社会资本又无从进入等。
刘太格：
再用人体来表达。你首先要有人体的骨架，把五脏布局好，神经和血管才能布置好。如果五脏没布局好，血管和神经如何规划？所以还是要把基本的规划方案做好。
不同形态的资本进入，只是投资的形式问题。最要紧的是把污水处理厂的位置选对了，否则选择的不恰当的地方，没人来投资，你怎么来衔接管网呢？
所以我不多谈规划的技术性问题。中国的地方政府，往往本末倒置，看到打基础回报慢，就去干别的。现在很多人打扮很漂亮，但身体不健康。我要说的是，只要你身体健康，你穿再难看的衣服也好看。
《财经》：
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否应该是紧凑、高密度？
刘太格：
不，更重要的是交通和商业中心、生活区要系统化。他们组成了一个个细胞。中央商务区的功能最全，小区可以不必拥有所有的功能，比如，小区就没有必要开一个古董店。
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可以复制的。新加坡不断研究，最后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模式。
《财经》：
假设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掣肘，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快速奔向80%。这也意味着要有3亿农民逐步转移到城市，大城市压力变得更大，而中小城市细胞功能还不太健全。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刘太格：
城市规划原理与大小无关。首先你要有细胞，要系统化。规划布局、观念可以通用。
你们的问题是规划时间太短。总是到2020年为止，最多到2030年，这应该要改变。
新加坡的规划，我一做就管上100年，从1991年到2091年。
你们市政府总说，开发太快，规划赶不上开发。这句话是错误的，正是因为你规划时间太短，所以才赶不上。
其实，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个长远的城市规划。为了避免和中央政府交涉规划年限这种不现实的博弈，申报时只报2020或2030就好了嘛。你不要完全听话，这样永远也干不成长远而科学的规划。
如果你时机不成熟，就等等，不要开发么，长期规划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蓝图。
《财经》：
您参与了中国不少城市规划的设计，哪一座城市做得相对比较好一点？
刘太格：很多人喜欢扬州，有层次感，自然环境和古迹保护的不错。成都也不错，尤其是中心区。我上世纪80年代也做过厦门岛的规划。厦门呢，历届领导基本有小改没有大改。厦门现在被称为最宜居的城市，相信我的规划有贡献，历代领导的严肃性、延续性很重要。
《财经》：
我听说，在长远规划方面，新加坡有土地预留？
刘太格：
我们有预留。但你们的土地局和规划局不是一体的，规划方案需要土地局批准才可以动用那块地。实际上，城市规划可以不考虑土地限制，2020以后的土地，你们的土地局也不管。
《财经》：
昨天宜居中心的郑副主任和我说，中新两国同源，而且都是政府主导建设。但是，目前中国学界和民间很担心国企的低效和腐败。在这方面，新加坡国资管理先进，私有部门如何进入，进而公私合作？
刘太格：
政府主导这个理念是有必要的。刚才我们这个会议，纽约代表也说，纽约经验是既由上到下也由下到上，政府主导和民意要结合。他处在那么民主的国家，有些事还是政府主导，新加坡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基本原则是不可否定的。
你们的问题是，政府官员不一定是清廉的，这不是规划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法治、社会问题。我只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否则城市发展会受到影响。
你们面临着几个问题：第一是有些政府操作不透明，手头不干净；第二事领导重视形象工程而不重视城市基本功能。，还有第三个是城市规划的技术标准。
《财经》：
如何理解城市规划的技术标准？
刘太格：
一个城市，她的功能要做好。要怎么理解她的技术标准？城市是最大的机器，里面零件有大有小，很复杂，得懂了、理解了才能组装好。这很难做到，你会组装西门子的机器么？你需要花心思，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成绩不是立竿见影的，上级领导是看不到的。
新加坡有今天，是拍脑袋的么？这座城市里面都是“机器”。
【《财经》(博客,微博)记者 杨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