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需求为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导向

我国的城市规划，从过度的专业主义与行政主义指导下，陷入了巨大的误区。“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在建设规划上存在误区，有很多明显的盲目性、从众性、临时性，以及“大跃进”式的心态，规划脱离实际，仅限于某些理想模式的探讨，没有注意务实，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城市资源的大量浪费。”[i] 城市规划目标的攀高、求大、求新成为常态。这导致了很多城市规划项目最后落入到了浪费资源、破坏生态、陷入困境。因此必须转变城市规划的理念，转变到真正以城市需求为本的原点，切实促进城市空间、人际、生态的有机化联系。著名的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认为：“城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应当把城市建造成为适宜于生活的地方。”这表明了城市发展的本质是满足市民的生活。

城市规划，必须要建立在合理的城市发展定位与市民文化性格的精准判断基础之上。城市发展定位必须要确保城市能够形成一个人口、资源、环境、要素可持续有机循环增长的容器。城市定位是“为了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需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发展需求等因素，科学确定自身各方面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竞争的位置。”[ii]城市定位包含了经济定位、空间定位、形象定位、文化定位、功能定位等具体内容。科学的城市定位是引领城市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的坐标与导航仪。“科学的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和灵魂，是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坐标，也是城市的标志和名片。在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合理规划城市的产业布局，合理确定城市的发展空间，有序推进城市营销，打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实现城市价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iii]这种城市定位观，充分说明了城市发展定位是优先于城市规划过程的，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要前置，将城市真正需要往哪里去，怎么去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中国180多个城市都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都大兴土木规划建设国际型CBD的现象来看，中国的城市定位还处于非常粗放阶段。这种粗放型的城市定位必将使城市规划进入死胡同。

城市规划必须时刻关注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城市规划所具有的行政法规及其空间开发的纲领性导向作用，成为城市空间形态变迁的基本力量。城市规划将城市空间、道路、桥梁、隧道、河流、住区、行政区、商业区、休闲区等进行条块分割之后，在容积率以及红线的规制下，几乎“人为”地规范了百万人的生活方式与日常生活轨迹。城市规划一旦确定，建筑项目一完成，便几乎永久性地改变了居民出行、消费、休闲、就业格局。比如城市中心区的更新，商业侵入并接替了老旧住区之后，商业功能便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各种城市生态，大大影响着城市居民生活的样态。交通、车流、物流、人流的变化，必定形成新的社会生态结构。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全方位研究市民的需要，从生存环境、生活设施、就业、休闲、文化等需要，强化城市的生态功能、生活功能、经济功能、游憩功能和文化功能设计，必需成为城市规划的前提工作。并且，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的变迁，是否有了新的满足，城市规划如何适应城市社会结构的新的变迁形态。新中产阶级开始追求“文化休闲消费”，这种消费被许多城市融入“集体消费”的都市计划当中。各国和各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回应这些新的“市民需求”，动员各方力量，进行新的城市规划。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城市空间生产机制与类型。弱势群体的居住空间与发展权益，也需要通过城市规划以保护。当今很多城市老城拆迁、城中村拆迁，将大量的原住民迁移至远郊区或城郊结合部的经济适用房或保障房区域，导致原来城市中心的居民难以就业、难以享受发展机会。这种住区规划与街区更新规划，便大大剥夺了市民生活权利，偏离了城市规划人本主义的原则。所以，城市规划必需关注人，关注人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变化，通过规划进行合理引导与满足，从而建立更为服务市民生活的规划体系。

城市规划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首位性原则。城市规划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工具。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土地资源配置(包括用途和空间配置)，目的是控制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可能产生的消极外部效应(包括环境影响)，从而确保社会利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iv]。城市规划主要功能就是为城市提供合理、高效、有机的“空间产品”。汽车社会的“公害”之一便是空间的过度侵占，从而导致了城市土地的“汽车化消耗”过重。仅停车位一项就侵占了大面积的城市公共空间。如果不采取更合理的规划理念，城市土地将不看重负。新加坡在住宅楼修建了大楼的地下、地上立体化的多层停车空间，便大大提升了停车空间与商住空间的比率，从而化解了汽车社会的停车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