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转）
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我与深圳城中村的接触与研究已有十六年。我个人对城中村的认识也在不断转变中。
规划改造城中村？
1995年，我在深圳规划研究院，参与了深圳新洲村与大冲村的改造规划。那时候，城中村这个名字还没叫开，意味着城市还没有将农村完全包围，两个村子仅仅是以个案进入我的视线。
借助研究生时参与导师朱自煊教授承担的北京什刹海、黄山屯溪老街等历史风貌保护更新规划的经验，我提出了城中村的人文观察与调研、城市肌理研究和拆差建新、新旧共生的规划，其中也有获得院里好评和广东省优秀规划成果奖的。那时我相信，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能够扬长避短地改进已有的城中村空间形态。至于这种物质形态规划会如何被实施，就不是当时从学院走出、成为生产型规划师没多久的我要考虑的。
1996年我开始参与深圳市中心区规划管理机构，成为管理型规划师。面对中心区范围内岗厦村河园片区不断的自发扩张，我曾经忧心忡忡，觉得这些越来越密集的村民楼，严重影响了经过多轮国际咨询不断改进的中心区城市设计水平，同时也不愿看到，这种反差不断加剧的后果，有可能激发更强的铲除这些违章建筑的舆论与决心。
我一方面主张规划部门要与村集体接触、谈判，另一方面努力寻找政府和村民都能接受的规划。那是2000年左右，上海新天地还没开张，但从资料中看到这种大胆利用旧建筑来创造更开放时尚和适于步行的城市空间做法，令我耳目一新。我向领导、规划师、区政府和岗厦村推荐这样的改造方式，得到当时福田区领导的初步支持，邀请参与新天地项目设计的日建公司建筑师宋照青来为岗厦村做改造规划。
宋照青的规划选择性拆除了一半(17万m2)村民住宅，将剩下一半的村民住宅通过改建并与新建(30万m2)住宅一道，组成能顺应原有街巷走向与结构的10个院落街坊，并延续和升级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岗厦食街。这个方案得到岗厦村的赞同，但奇怪的是当时的技术委员会专家因为担心村民之间可能无法在拆谁家留谁家的问题达成共识，以缺乏可行性而将方案搁置。
这个阶段，我只是把城中村看作一种既有的城市现状和空间文脉，觉得可以找到一种理想的规划方法，将其结构肌理进行梳理和延续，并进行空间整理和新的建设控制。这总比那些要么推倒重来当一张白纸规划要么拿现状束手无策的两种极端做法来得有意思吧？
我也不希望自己的主张被误解为一种历史文化保护观点。我对别人更多的解释是，这种新旧共生、不把已有房屋全部变为垃圾的改造方式，是一种更加具备经济可行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为了劝阻少拆房子，我甚至向那些厌恶村民建筑光秃形象的人描绘，只要对城中村立面形象加以改造，深圳城中村也能像上海新天地、甚至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那样的欧洲老城老镇那样风情万种。没想到财富积累起来的城中村及地方政府，这几年真的将面向城市大干道的村民房子都“穿衣戴帽”成了欧洲风情。尽管这种伪装有助于城中村在城市中的生存时间，也与我七八年前的提议没有什么关联，但我还是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感到吃惊和惭愧。
而我孜孜以求通过规划来改造城中村的那些主张都未能实现。现实里能够实现的案例，是通过城市规划来彻底铲除、而不是改造城中村，如渔民村、渔农村、岗厦村、大冲村。这种将现状痕迹擦除得一干二净的城市规划，从绿色可持续、社会结构和城市活力延续性、城市空间与建筑多样性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城市规划。
如何评价城中村？
深圳市2004年发起的城中村改造动员，当时的决策者、规划师、主流媒体基本上是将城中村当作城市负面形象来看待。比较极端的城中村负面评价主要有“城市毒瘤”、城市“包袱”、“城市疮疤”、城市“癌症”(最新维基百科和互动百科网络词条“城中村”都还有这种说法)。普遍认为的城中村问题有：形象丑、密度高、环境差、卫生糟、治安乱、公共空间不足、社区配套和市政设施缺乏、消防不符合规范等等。
我在2005年文章《城村村城》中认为：“城中村实际上自发地对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不足进行了补充，有助于改善城市土地功能和效益、健全廉价住宅体系、丰富城市服务内容、降低城市服务和创业成本”。城中村住房的补充调剂，使得深圳避免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因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形成棚户区贫民窟的可能。
我在2006年文章《城市的下半身》中指出，城中村犹如城市不可缺少的下半身，它支持了城市的功能正常运作，“如果要把大部分城中村推倒重建成高档楼盘，不管城市乐意与否，那些原城中村的租户会转移到新的区域新的犄角旮旯中，塑造新的下半身形态和机能，因为他们和城市相互需要”。
2011年Domus文章《深圳是如何被快速塑造的？》中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城中村成为城市飞地和自治社区，也是能自我调适有序支持城市运作的自组织系统。这种农业时代以“日出而作”的步行距离控制的村落分布，奇妙地转化为位置分布均匀的深圳“中低收入阶层居住布局”。
2005年深圳双年展的城中村专题展及论坛之后，专业界及公共领域对城中村有了更多全面客观的研究和讨论：
- 深圳首届双年展助理策展人杜鹃将城中村视作中低收入居住同时也是维持城市交通运作的双保障系统；
- 曾经的哈佛设计学院的Marco Cenzatti教授认为深圳城中村比深圳城市更具城市性；
- 张永和提出按城中村方式改造市民广场；
- 规划前辈John.Friedman考察深圳后认为：“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只有后者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
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
既然现有城市规划不能真正改造而只是铲除城中村，而城中村又是一种积极和正确的存在和真正的深圳城市特色，那么可以判断：出问题的，不是城中村，而是当下的城市规划；需要改造的，不是城中村，而是当下城市规划。而可以启发和改造城市规划的，也恰恰是被城市规划威胁的城中村。
当下中国城市规划所遵循的现代主义理论基础，其实早在上世界60年代的美国已被新闻记者及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成功改造甚至说是颠覆清除。当时美国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也是大行其道，到处推倒重来改造城市老区。忍无可忍的小妇人简奋起与纽约最大开发商角力，通过发动社区和写文章，挽救了要被规划改造颠覆高速公路穿越的格林威治区，其所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同时也改造甚至颠覆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
十多年来我越来越对没有规划师的自我建设所呈现出的个体智慧的群体效果充满尊重和深受启发，而对有规划师控制建设的新城区的精英阶层短视盲区充满警惕和反思。过去我认为城中村需要改进的划地形状、市政和消防问题，相比较其巨大和珍贵的自治自主自足的低碳生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标本意义来说，已经是微不足道的问题。2003年的一次座谈发言中我曾偏激地认为：城中村需要改造是个伪命题。
通过这么多年的城中村观察思考，终于明白，通过城中村来改造城市规划才是真命题。迄今为止，日益通过城市规划被铲除的深圳城中村，可以给当下城市规划教育进行补习甚至改造的课程有：
1、城市规划如何可以有自下而上真正的公众参与？当下城市规划做法是公示征集意见。
城中村答案：让公众拥有土地。
2、如何能让公众而不仅仅是大开发商成为城市建设主体？当下城市规划偏爱大地块，规定小于3000平米土地不能开发，而且正在流行大型综合体。
城中村答案：土地细分到100-2000m2/每块。
3、如何创造步行友好的城市？当下城市规划在布置完高快速路或拓宽道路后，再建议设置人行桥或地下通道。
城中村答案：没有围墙，街巷纵横密布，道路间距10-40米，路幅宽度2-8米。
4、如何创造活力城市空间？喜欢功能清晰甚至单一的当下城市规划通常把这个问题留给商业策划。
城中村答案：凡没有绝对影响到安全健康的功能都可以自由混合和灵活调整。
5、如何创造社区认同感？当下城市规划会依赖图形化标志性形态设计来避免所谓“千城一面”。
城中村答案：自我建设基础设施并自治管理，保留或重新牌坊、祠堂、健身广场(通常还有一小块荔枝林风水林)作为社区共享空间设施。
6、如何提供低成本住宅及其生活环境？当下城市规划几乎失语。
城中村答案：个人或集资合作建房，免除地产开发利润和税费，或保留小产权房状态，允许日照时间不足的住房存在。配置菜市场，允许种养、小作坊、摆摊和临时搭建。
7、如何创造低碳环保城市？当下城市规划会侧重在绿地和绿色指标上。
城中村答案：参见以上3、4、5、6条。
8、如何建设卫生、治安、消防模范城市并使不同阶层和谐共处？当下城市规划有苛刻的日照、消防、绿化规范支持建设高档社区，保障人群则越来越往远郊地区集中。
城中村答案：社区自治、民兵组织、缩小消防车尺寸、通过积累和投入不断更新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少数高档楼盘散布在中低收入社区边上，分享社区资源。
9、如何争取居民权益最大化？当下城市规划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
城中村答案：股份合作，民主选举，并有代表本社区利益的人大代表。
综上，城中村不仅仅为规划建设公众参与的、宜居宜业的、和谐低碳城市的样板，还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框架。如果任由当下的城市规划以改造之名行消灭城中村之实，则伤害的不仅仅是点状散落的样板区域，而是在损害这个城市的支持系统。
是任其继续瓦解城市支持系统直至瘫痪，导致真正患上城市/社会生态失衡的“癌症”，还是从这一支持系统中获取灵感和知识资源来改造当下的城市规划？当下的城市规划师和城市更新决策者都面临着选择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