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城市进行时20111226
编者按：在城市中国网主办的第六期“城市会客厅”中，曾就“主题公园怎样带动城市旅游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李铁主任在访谈中提出，地方政府应根据各自的特色发展旅游，大规模的投资性的主题公园，动辄几十亿的工程，城市旅游管理部门和政府的决策者一定要慎重。随着多家主题乐园的夭折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主题公园的命运。近日，曾贵为“珠海十景”、珍藏着很多珠海人童年回忆的珍珠乐园逐渐走向没落，主题公园的建设与经营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
2011年12月5日，天气，阴。香山网友“宝哥”到珍珠乐园进行最后的“怀旧之旅”。看着地上一堆被截断的钢筋铁块，他感慨不已，对于“宝哥”来说，拆除的不仅是摩天轮、高速滑车等娱乐项目，还是一段段的记忆碎片。珍珠乐园承载着珠海两代人的回忆。
珍珠乐园25年，对于许多珠海人来说，代表了童年、见证了爱情，也伴随了特区的成长。珍珠乐园的没落，是否预示着主题公园都难逃“未老先衰”的宿命？作为一个适合居住的旅游城市，未来珠海的旅游业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满载爱与回忆的乐园
“宝哥”几乎见证了珍珠乐园成长、凋零的整个过程。1988年，珍珠乐园开园的第三年，“宝哥”从沈阳来到珠海，第一站即是珍珠乐园，他称当时19岁，在北方“从未见过设备如此完善、先进的游乐场”。
珍珠乐园坐落在唐家湾畔，占地面积40多万平方米，由日本高尔夫振兴株式会社投资，全套引进国外30多个各显奇趣的大型游乐项目，于1985年开始营业。此后还引进国内各省市著名文艺团体和国际上著名的俄罗斯马戏团、美国西部马戏团、日本木下马戏团、巴西桑巴舞等到园中献艺，被誉为珠海市“十大景点”。
“宝哥”记得，他第一次游玩珍珠乐园时，由公司组织，当时真是“人山人海”，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排队十几二十分钟，最喜欢玩的是过山车，“来回玩了五六次，太刺激了！”此后，他陆续来过多次，包括2001年带着现任太太过来“谈恋爱”，以及后来带着十多岁的儿子来游玩，最直接的感觉是“一次比一次人少”。
“宝哥”最近到珍珠乐园开展的“怀旧之旅”，乐园内空荡荡，一名工作人员在听见“宝哥”的脚步声后，好奇地从办公室门口探出了头。进入公园，“宝哥”一边比画一边回忆道：那里便是高速滑车的“遗址”，那些铁块曾经是摩天轮的组成部分。
罗文尉在1988年通过招聘进入珍珠乐园工作，当时他仅是一名设备操作员，经过23年的努力，如今担任设备操作部的主管，不过他坦承，近期“没什么忙了”，游乐设备都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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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行#2011中国十佳低碳生态城市排行
排名城市总分
1、海口 86.87
2、通化 85.43
3、佳木斯 84.99
4、张家界 81.41
5、日照 80.63
6、珠海 79.15
7、玉溪 77.37
8、北海 75.48
9、湛江 74.52
10、泉州 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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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地方#京华时报：北神树村模式开启拆迁新思维
拆迁利益博弈双方或许都能够求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拆迁中的矛盾，避免出现针尖对麦芒的局面。
这里曾是治安、环境问题的重灾区，却在旧村改造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拆迁速度，其周边14个村子18天时间就拆完了9021个院落。北京通州创造拆迁的“北神树村模式”让人眼睛一亮。
一般拆迁往往是拆完再建，没有选择，没得商量。要么强拆搞得天怒人怨，要么将就着成了一撮不好看又剪不掉的“胡须”。在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胡须”。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拆迁方式乃是一种直线思维，拆迁利益博弈双方都只有“一棵树”，结果都想“在一棵树上吊死”，想作为筹码获取最大利益。最终，就常常出现怎么谈也谈不拢的局面。
北神树村模式则是改先拆后建为先建后拆。这就使拆迁方有了“新建小区”这个新的筹码，进而双方都在围绕这个新筹码进行考量。从实践层面来看，显然这种先建成的小区，其直观的品质直接影响拆迁户去进行积极选择。对于拆迁方来说，则是改变了其工作顺序、节奏和重心，你必须先建好，才能拿出新筹码。在无形中，拆迁利益博弈双方的潜在冲突力量就错开了，拆迁的阻力也就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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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营销#没文化的城市经营岂能长远？
近年，城市经营者们发现，除了土地，他们还能开发一项有利可图的资源――城市名称。用本地的某种特色对城市进行重新冠名，据说可以提高城市知名度，收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
此前，湖南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四川南坪县改为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县均大获成功，一时间有志于旅游事业的地方政府纷纷准备效仿。
去年，襄樊成功改名襄阳，国内城市改名再掀新高潮。据传，河北省石家庄市想改成正定市或西柏坡市，河南新郑市想改为轩辕市，有人建议湖南耒阳市改名蔡伦市，西安市改名长安市。贵州仁怀市出茅台酒，拟将自北宋起900年历史的市名改为茅台市，以树“中国酒都”之名。
这种“市名经营”对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是有效的吗？我认为，不一定，许多改名建议看起来很短视，有点涸泽而渔的味道。“改名大跃进”像南辕北辙，改名者众，但只有几个“成功案例”，且还有争论。其余鲜有能让城市变得“响当当”，反而让世人更加看清地方政府官员没文化、沽名钓誉的“大老粗”本相。
反观世界知名城市，无一不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延续，塑造城市形象更是小心翼翼。试举例与内地城市文化血缘相承的香港，比起国内动辄数千年历史的大小城市，香港从小渔村成长为世界名城不过百年，按理比历史文化内涵是拼不过前者的。
在香港对公众开放的一个知名展览馆里，区区一个建筑协会都想方设法搜罗香港木匠20世纪初开拓城市用过的墨斗、鲁班尺以供人参观――表明香港是中国人用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虽然其发展过程有英殖民地时代的烙印与中外文化的交融，但渗透在骨子里的还是中华传统品格。华人的智慧和开创者胼手胝足的艰辛，都在不言之中，香港的气质油然而生。
你看，虽然有“东方之珠”、“世界购物天堂”诸如此类的别称，香港人却似乎从未考虑过要给自己换一个更炫更靓的名字。诚实、自尊、自如，看得清过去和未来，我以为，这是一座有内涵的城市应有的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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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体系#“造村为市”的另类选择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山东临沂报道
如果要结婚没房怎么办？
“发一套啊。我们的房子比城里便宜得多，600元一平米，还是框架结构，防震。”山西省河津市龙门村党委书记原贵生慷慨地说。
如果发现村民赌博怎么办？
“如果你来举报，奖励100万元。”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
10月底，山东临沂，在央视《对话》栏目的录制现场，一群自信、豪爽的村官格外引人注目。“第十一届全国村长论坛”正在此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村官代表汇聚一堂，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农民涌进了城市，很多农村变成了“空心村”，但有些村子成为例外：村民没有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村办企业年产值从数千万到数百亿，村庄越建越大，越建越好，越来越像城市，村民要当市民，村长想当市长。
江苏省连云港市滨海县东罾村党委书记薛正红不客气地指出，“城里人很霸气，他们没有意识到，现在有些农村比城市更美，有些农民比城里人更幸福。”
“比城市更美的农村”是如何炼成的？四川省成都市宝山村党委书记贾卿向《中国经济周刊》总结道，“归结起来是‘四好’：一个好村官、一个好路子、一个好机制、一个好文化。”
“好村官”
被上级期望“要做江苏第二个吴仁宝”的薛正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东罾村从一个苏北贫困村到现在村集体结余有数千万元，她付出了血的代价。有一年，村民种植啤酒大麦，但收购时，厂家实际收购价格比原来签订的合同价每斤要低1毛多。为了保护村民利益，薛正红决定自己掏腰包，先按约定价格收购上来。村干部亲自上门收购，她连续工作了三天。第三天晚上12点多，疲惫不堪的她骑着摩托车回家，撞上了一辆大货车掉落的轮胎，鼻梁骨被当场撞断。第二天，前来医院看望的村民挤满了楼道，她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更是一份信任。
“好路子”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曾经是个贫困村，村党委书记吴恩福意识到九星村地处上海市郊的绝佳地缘优势，他把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热浪中，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放弃农业，收缩工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就村建市场，建成了上海最大的综合性交易市场，成为“中国第一市场村”。
有美国农业专家说过，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贡献有二：一是杂交水稻，二是日光蔬菜大棚。而今，山东寿光三元朱村在全国各地帮扶的蔬菜大棚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捷径，但只有三元朱村党总支书记王乐义知道，当初走上这条路，有多困难。刚开始建蔬菜大棚时，有村民质问王乐义：“建一个大棚要六七千元，如果搞砸了，谁赔？”六七千元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时任寿光县委书记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刚开始大家认识不到位是正常的，先动员党员、干部上。”结果，全村17个党员先建了大棚，从此，大棚才在寿光遍地开了花。
“好机制”
在这些先进村，村官们大都一肩挑两职，既是村书记或者村主任，也是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他们带领全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都面临着一个困惑。“共同富裕是什么？是排排坐吃果果吗？如果那样，岂不是又回到大锅饭时代了吗？”贾卿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2002年10月，九星村发生了一起火灾，因为村里有两支消防队伍，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现场一些村民只是观望、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让吴恩福心情沉重，决心搞机制创新，将每个村民与村集体打造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我们既要坚持共同富裕，又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贾卿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说起来，村企业是大家的，但究竟是谁的，每个人有多少并不清楚。集体经济并没有量化成每个村民的权益，产权不明晰是普遍遇到的问题。”
吴协恩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同感，“干多干少一个样，好吃懒做，那不是群众出了问题，而是机制出了问题。好机制一定是奖勤罚懒，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我们首先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将村民变成股民，使产权归属得以明晰。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个个体，把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贾卿说。
九星村改制最大的特色是“现金出，现金进”。所谓“现金出”，就是开始村里把资产量化到人，并用现金支付到人。第二步，村民根据自愿原则，用现金认购自己应得的股份。因为现金从自己的手里流进流出，让村民对村里的资产和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了深切的体会。
“好文化”
“现在，社会正确的价值观缺失，大家都向钱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很有必要，但文化建设，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其实很难。”吴协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文化建设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时间的积累，不可能像经济发展那样，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奇迹。华西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六爱’，即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遵纪守法是爱自己的底线。”
吴恩福也指出，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泥腿子能不能变成城里人，还在于人人有文化，人人有素质。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村主任王文涛则把澳大利亚的见闻直接拿了回来。他到澳大利亚考察时，看到家家户户门前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用来存放不同垃圾。于是，在沈泉庄村也有了一支处理垃圾的专业队伍。下一步，他们也会分类处理垃圾。文明就这样潜入了村庄发展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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