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纠偏（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孙玍
现在人类进入了城市世界，城市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50%。我国2009年城市人口比例是46.6%，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会超过50%，社会结构由此将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问题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从规划这个根本上确保建立一个生态之城、和谐之城和幸福之城呢？本刊记者日前走访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迅。
无差异化战略导致“千城一面”
《瞭望》：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你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李迅：导致“千城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一方面是工业化后，技术应用雷同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过去建房屋主要用木材、石头、砖瓦，现在都很少用了。现在都变成了钢筋、水泥、玻璃等材料，传统的木质建筑少了。现代化的技术有快速装配、模块化的特点，可以简单拼装，大量重复制造，甚至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组合式建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对历史传统的藐视。人们没有认识到传统精华的宝贵性。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不够。比如说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相当一段时间被视作陈旧的象征，但是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多保留一些，那将很有特点。现在已经大量地被拆掉了。还有北京的城墙，老北京被称作四九城，现在全没了。
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城市历史，有很多的著名古城，如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但这些城市都没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享有这一称号的古城只有山西的平遥古城和云南的丽江古城。大的文化古城都被现代工业文明毁坏了，这与人们对于历史名城的藐视与不珍惜是有关系的。今年太原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原本很有名的古城只剩下两条历史街区，刚刚符合国家评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最低门槛。如果它再拆一条街区，就连国家历史名城都评不上了。太原这个在历史上这么有名的城市落到今天的境地实在令人惋惜。当然，现在也有些保护得比较好的，比如说天津，租界的一些历史街区保留得很好。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建设缺少科学规划。各地城市发展太快，不够精心，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特点，未能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所谓差异化战略，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如果就想简单抄袭是不行的。深圳有个“世界之窗”，有些城市马上建个“世界什么的”，开始仿效。这就没有原创，只是单纯的抄袭，没有独树一帜的意识。一些地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有偏差，认为摩天大楼、“方盒子”就代表了现代化。
城市规划要对未来做谋划
《瞭望》：在目前建设生态城市、和谐城市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城市规划地位和作用？
李迅：城市规划就城市建设来言处于一个龙头地位。之所以称之为龙头地位，是由其工作性质决定的。城市规划具有综合性，要考虑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战略性，城市规划考虑的都是一些最重要的事情，给城市发展的方向作了描述与划定；具有全局性，从定位、规模、布局、基础设施等方面综合考虑安排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它不仅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还要对未来作谋划，还要有相当的超前性。考虑问题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到二十年，更长的甚至要五十年到一百年。
城市规划工作的主导还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尽管我们现在在搞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这两只手一起调控的。城市规划是作为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来进行工作的。它是为政府服务的，成为政府引导城市合理发展的一种公共政策，成为影响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法规或技术文件，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之为顶层设计。城市规划同时还有专家的论证、公众的参与、法律的保证，保证了它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瞭望》：当今城市规划重点要考虑和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李迅：城市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层次上说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从宏观角度来说，一是如何考虑城市发展的方向。以北京来说，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交往的中心，其发展要对全国作出贡献；而上海就是金融中心、国家的经济中心，要完成一些国家使命。还有一些资源采掘型的城市，比如抚顺、大同等；还有些工矿城市，比如过去的沈阳；现在以港口、海运、制造业而兴起的天津；还有一些旅游城市，比如说桂林、杭州、厦门。规划需要考虑城市发展的一些特殊的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功能。
研究这个问题主要从城市的资源角度，比如说旅游、矿产、环境，需要考虑环境的承载力；还有区位角度，比如哈尔滨、石家庄、郑州这些交通枢纽城市，其快速发展是靠现代工业化过程中交通因素迅猛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主要是水运，现在主要是铁路公路，将来还有机场。机场的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城市类型有些是消费型的，有些是生产型的，有些是综合型的。比如北京和上海就是综合型的。另外还要考虑城市可以容纳多少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城市也应该考虑对这些人口的接纳。比如，深圳就是移民城市。
从中观层面，规划要考虑城市的发展规模。城市定位后，就要研究城市规模，有人口规模、土地规模、基础设施规模。深圳这几年的建设有一个比较好的经验。深圳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地区，市场经济情况下有一个特点就是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人的意志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好深圳的规划是一个问题。深圳的基础设施配置，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弹性系数。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万人口，我们在做基础设施规划的时候就要乘以1.5的系数去配置，这就是一种前瞻性。这样的话，虽然发展超过了人们的预计，但是还在基础设施的适应能力范围内，这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另外与其布局有关，布局采取的是带状组团式的布局。带状组团是可伸缩的，这个布局非常成功。
另外，中观层面还包括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的安排、大型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水、路、气，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小学、医院、商业、文化体育设施。有些东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会去自动完善的，市场能决定的，规划就不用太关注。但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却是市场会忽视的，这些要去关注。另外，社会要公平、和谐、幸福，而市场是不会关心弱势群体的，这些需要我们还要关注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的生活和生产。
再有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景观设计。现在大家讲形象工程。我认为城市是需要形象的，北京有很多的标志性经典建筑物，它成为中国的一个形象。但是不能不切实际，超过自身财力与需求去搞形象工程。很多小地方去学上海就没必要。
从微观层次上讲，就是城市规划里面的用地审批和建筑的报建，这些都是微观管理方面的内容。
不能只重开发而轻控制和保护
《瞭望》：在做城市规划时，存在哪些倾向需要警惕？
李迅：我认为城市规划的主要问题还是与决策者有关。刚才提到城市规划主要还是政府行政行为，由政府主导。党中央指出，在指导思想上要防止偏差。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为了GDP（国内生产总值）而建设的思想存在？在追逐GDP的政绩驱动下，主政者希望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城市发展规模要大，还在采用过去粗放式低成本扩张战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那么城市发展方式也要转型，就不仅仅要强调规模、速度，更要强调质量、效率。
城市发展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等许多方面，当然经济也很重要。城市建设应该将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而不应该偏重于某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建设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片面地追求快速发展，其他方面没有配套。从生态学角度讲，要共生共赢。城市发展也一样，出现了很多城市病。规划工作在早期都是从社会改良角度，追求公平、正义，讲公共卫生。城市规划的第一部法律是英国的《公共卫生法》，其讲求城市卫生，追求城乡融合。现在我们还是主张这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可谓是日新月异，这时就要强调平衡，既要发展，更要科学发展。
再有，不能只重视开发而轻视了控制和保护。有句话说得好，“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保护了绿水青山实际上就是获得了金山银山。环境将来会成为一大生产力，环境保护好了就具有了后发优势，指导思想上不要单纯地为了GDP。另外，在方法、技术、手段上希望也能够有更多的体现。比如现在强调的低碳、生态、绿色。这就要求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方法以及在理念方面要作相应的改进。
《瞭望》：在城市的规划上，有的地方政府互相攀比，盲目地想引进外地甚至外国的一些所谓先进经验，而对于自己城市的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不够重视。但这些规划又往往很诱人。如你所说政府是主导者，风险在于在行政手段的保障下，往往又能把这些脱离实情的规划付诸实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迅：我认为城市建设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则去做。中国需要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城市作为国家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代表，同时也是带动全国发展的“引擎”。但是很多中小城市，在发展上就不能盲目照抄大城市的做法。我们应该关注中小型城市与大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不同。在行政力量的保障下，很多方案都可能实现，但是效果却未必那么理想。有好的设想，但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真理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结果是要靠老百姓用脚来投票的。如果就业问题没有解决，消费能力依然有限，这样的城市只会增加压力，何来幸福可言？
城市建设未必大就是好，中国有句话叫“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们能否追求一些精致的建设，能否出现一些传世之作，让人在上百年之后还觉得值得看，而不是现在建筑30年寿命下的资源浪费。现阶段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快的时候，我们的决策者、科学工作者、规划建设者要冷静些，做出些传世的作品。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号称要建造国际大都市，对自己的定位特别不清晰，能实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