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人物——梁思成
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东京出生时，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第三年。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
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2 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直到1923年苏州工专设立建筑专科学校，1927年并入中央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建筑系结束，建筑的传授都只靠师徒相袭。梁思成先生是近代教育事业的一位开拓者，1928年，他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南迁，在校学士毕业后停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先生致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发展方向，并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通过建筑教育，梁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梁先生常说“君子爱人以德”，他以满腔热情，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普遍的爱戴。例如，他早期的学生、建筑大师张镈直至晚年仍尊称梁先生为恩师。梁思成很早就将西方建筑教育观念介绍到中国，其教育思想也不断随时代而发展，《梁思成全集》中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梁先生比较系统地阐述建筑思想的文章。1947年梁先生自美讲学归国，将一般建筑概念扩展到“体形环境”(即“物质环境”，physicalenvironment)，并于建国前夕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设建筑组与市镇规划组，将城市设计首次引入中国，并成立园林组、工艺美术组、清华文物馆等，以拓展建筑之外延。今天看来，当时这些主张与举措都是超前的，虽然梁的观点仍然较偏重美学，但已明确强调整体环境，透露出卓越的人文主义眼光，而在西方一般建筑教育中，“环境设计”观念之树立则是60年代的事了。
3 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梁先生接受的是西方建筑教育，在东北大学授课过程中，深感建筑史不能只讲西方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建筑史。从沈阳清东陵调查开始，梁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对中国古建筑研究做开拓性的工作。梁先生的贡献在于，坚持调查研究，从总结匠人抄本经验起步，用现代的建筑表现方法，纪录整理古代建筑遗产。他首先调查现存的清代古建筑，整理清代《清工部工程作法》，以不长的时间总结归纳成《清式营造则例》；继之顺藤摸瓜，逐步上溯，调查辽、金古建筑，对宋代《营造法式》进行研究注释，并发现当时中国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等；在基本弄清了中国建筑结构演变后，梁先生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与《图像中国建筑史》，堪称当时第一部高水平的中国建筑史。基于这些成就，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他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在致力于建筑史研究的同时，梁先生还旁及中国雕塑史。基于其博古通今的学术素养和对造型艺术特有的敏感，对此梁先生有独到的心得与见解。在对一些文物建筑的调查报告中，他能对寺庙、岩洞中的古代雕塑娓娓道来，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1930年，梁先生写成《中国古代雕塑史》讲课提纲；1945年梁先生示我《图像中国建筑史》原稿，我知道他原计划撰写《中国美术史》，分为“建筑篇”和“雕塑篇”，说明他对中国雕塑史已成竹在胸了。抗战胜利迅速到来后，“雕塑篇”未能续笔，且梁先生当年目睹的雕塑亦已遭到大量破坏，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4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
早在1930年代，梁先生就与张锐合作完成《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这是继南京《首都规划》后，首次通过竞赛，由中国建筑师完成的规划设计。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先生不顾牙齿全部拔除的苦痛，孜孜不倦地阅读沙里宁新著《城市:它的产生、发展与衰败》，有感而发，写成“市镇的体系秩序，发表于《大公报》上，呼吁社会重视城市规划。在清华建筑学院图书室梁先生的赠书中，有亨利·邱吉尔的《都市即人民》等书，页边都写满了梁注的中文提要，足见其用功之勤。解放后，梁又与夫人林徽因写成《城市计划大纲》序”，继续提倡现代规划理论。1950年，他与陈占祥合作，积极为首都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发展新区，保护旧城；“保护城墙议”提出保护北京城墙，可惜这些卓越见解未被采纳。如今，不但旧城与行政中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继续存在，而且新形势下大体量的、与日俱增的商贸办公楼等充斥旧城，这势必要带来更为严重的破坏，“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将更为严峻。相反，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立足于以旧城为中心的发展，解决问题的途径则可以宽广得多。
5 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
早在1930年代，梁先生就拟定了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等。在抗战胜利前1944-45年间，为了大反攻的需要，他负责“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古建筑遗产所在的位置，编写中国古建筑目录等，并把这份材料托人送给当时在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1948年，梁思成先生答朱自清问，结合北京城市建设历史与现实，写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建国后，梁先生更积极参与北京及其他城市保护工作，著文、演讲、向中央写信、翻译苏联《卫国战争中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并阐述体会，不遗余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挽救了不少有价值的建筑，北海团城即为一例。梁先生还深入浅出地提出文物保护的一些理论，如“整旧如旧”之类，他在审查西安小雁塔顶修缮方案时，有句隽语“但愿延年益寿，不希望返老还童”，至今流传久远。
6建国初期几项重大工程的主持人与设计者
梁先生没有把精力过多地用在建筑设计领域，但从20年代末设计吉林大学起，也从事了一些工程的设计，后听朱启铃之劝，集中精力从事古建史研究，暂时搁笔。建国后，他以充沛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重大建设，他是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与国徽设计清华小组的领导者，这两项设计的水平远在时代的前列，并得以批准实施。他在60年代所设计的鉴真纪念堂，文革后得以建成，如今已被视为文物建筑。
7 新中国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
对中国建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建筑学会和《建筑学报》，就是梁先生与同道汪季琦先生共同投入极大的精力，于1953年正式促成的。后来，中国建筑学会因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于1955年被邀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国际所承认的学术组织，率先在学术上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都给予关切和嘉许。
此外，梁思成、林徽因还热心倡导新中国工艺美术的振兴。例如，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北京“特种手工艺”，他们组织几位清华教师设计景泰蓝造型及装饰图案，取得了喜人的成就。1952年，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当时这是一项影响很大的人民外交活动，在梁、林的精心策划下，传统而新颖的大会礼品使人耳目一新，对世界认识新中国文化追求起到很好的效果。
以上只是对梁思成先生重大建树的初步梳理，难以概全，但仅上述所列，就足以说明他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建筑事业的发展。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有上述一、二项贡献，就足以称道难能可贵了，而他能对建筑及文化事业建立如此全方位的卓越贡献，不能不令人涌起发自内腑的钦敬之情。
特别要指出，在我们纪念梁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必须道及他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建筑师，感情充沛，才思敏捷，一直与梁先生并肩奋斗，共同奉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她都是在疾病缠绵中，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工作的，疾病的折磨影响着她，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们追思梁先生的同时，也表示对她的纪念。
8 博大的胸怀和不倦的敬业精神
梁先生的一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贡献，这与他的家学渊源、以及坚实的国内外基础教育分不开。为了更好地向他们学习，我们还应从老一代学人身上发掘更深层的蕴藏。
梁先生多方位的泓大成就在于扎实的基本功和宏博的学术视野，这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本色，是由全面的基础教育、学贯中西的涵养所造就的，他们不仅是旧文化的批判继承者，也是新文化探索的推动者。
梁先生多方位的泓大成就与他严谨的态度、“守拙”的精神(他自己谦虚地称之为“笨功夫”)分不开。只要看到他的文稿，包括大学时代西方建筑史的作业以至野外调查手稿呈现的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的态度，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践履笃实的精神，才能蔚为大成。不能忽略的是，抗战期间梁先生身体一直虚弱，多病缠身。1945年晚春，我初次见到他，他当时40多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弱不禁风，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在四川时，这个用钢条敲打的、类似人的肋骨的框子，外面缠以纱布，套在胸间(赴美之后才换以轻型的、紧身的马甲)，更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划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持头部的重量。1944年初春第三届全国美展在重庆开幕，为了借此机会在“大后方”宣传中国古代建筑成就，梁先生尽管身体如此孱弱，仍与中国营造学社当时仅有的几位成员一道奋力赶图，最终这项专题展览取得极大的成功，当时我是中大将毕业的学生，参观后激动的心情至今不忘。梁思成先生自患背疾后，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转到宋《营造法式》等文献的研究，50年代初林徽因先生曾和我谈起当时的情况，随手取出家中的一本古籍示我，上面圈点的有关中国古建筑的史料，虽片言只语却无不是劳动的结晶。前人治学艰辛，恐怕非当今的青年学子所能想象的。解放后，这种敬业精神未尝稍减，每当一项重要的工作完成后，他们总会轮流大病一场，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方案已在天安门广场上建有大比例尺模型(一个有门洞的大台子上顶着一巨型石碑)，眼见即将付诸实施时，他焦急万分，慷慨上书，写完后又病倒了。他们的道路步履维艰，但其心情总是乐观、坚定，例如赴宝坻调查广济寺，“在泥泞里开汽车……速度同蜗牛一样，但当到达目的地看到了《营造法式》所称的‘彻上露明造’”……当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这先抑后扬的高兴，趣味尤丰。”“在发现蓟县独乐寺等几个月后，又得见一个辽构(即宝坻广济寺三大殿)，实是一个奢侈的幸福”。这种“先抑后扬的高兴”、“奢侈的幸福”，支撑着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拼命向前”。
梁先生多方位的泓大成就还在于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他们治学不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有一己的敏思和创意，其学术思想是适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国际上对中国建筑研究，德国、日本学者起步较早，但营造学社所推行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却是梁先生开创的。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实际调查，还有理论的探索。40年代在四川李庄时，梁先生曾把语言学与建筑学结合起来，称《清工部工程作法》和《营造法式》是中国古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意在总结其内在的规律；1953年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会上，他提出建筑的“可译性”、“翻译论”等，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建筑词汇进行对比，探索构图规律。当时，建筑界未必都能接受，在西方，也直到七、八十年代才把建筑学与符号学、语言学联系起来。再如，1932年梁、林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提出了“建筑意”(architectursque)的概念，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建筑的“场所意境”，这要比西方的诺伯舒兹(Norberg-Schulz)提出“场所精神”(genius loci)要早几十年，可惜未有进一步的后续研究。
更重要的是，梁先生多方位的泓大成就应归结于其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激情，治学处世积极面向现实。1947年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他提倡“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把建筑的方向和我们人民生活的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1948年初，在清华同方部讲演时，他义正词严地批判国民党修筑四川广元公路时破坏一部分唐代石刻的愚蠢行为。1947年，在美国学术界做中国古代建筑讲演时，他批判西方盗卖中国古文物的行径，说:幸亏中国的文物建筑体量太大，难以搬运，否则你们的博物馆中就装满了中国的佛寺和宝塔了!他铮铮铁骨，以一种历史使命感捍卫着民族自尊。
9 梁先生的困惑和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梁先生热爱专业，有专业理想和抱负，一直希望能在和平的环境投身祖国建设。解放北平前，解放军派人向他征求在战争条件下解放北平如何保护建筑，他大受感动。新中国的创立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切志士仁人平生理想的实现也寄托于此，加上当时梁的学术界好友吴晗、周培源、金岳霖等的影响，梁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党，献给了新中国，希望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能重视建筑艺术，保护民族文化(包括不拆城墙)等等，但这些近乎单纯的愿望，换来的却是“复古主义”的批判。梁先生的困惑在于，他以一种少见的赤诚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这与热爱专业、提倡专业、以己专业所长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两者本来是绝对统一、毫无疑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尽管他还是以炽热的心情，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发表己见，但与血脉相连的专业仿佛渐渐地疏远，以至“噤若寒蝉”了。不幸的是，与他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夫人也在彷徨中离他而去。
从1949年起，梁先生潜心地投入建国后的专业工作、参加新中国建设时，不过48岁，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充满激情地放手工作的时间还不足5年!在他百年之后，我们整理其著述时，不能不感慨系之。特别要指出的是，从1955年批判“复古主义”开始，文革暴风雨中他更累遭批判，但我们从未听到过梁先生有半点怨言，他绝对信任党的领导，绝对爱国，绝对爱自己的专业，总在苦苦思索自己的“错误”，现在看来，必须指出，被批判者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至多是学术见解上的不一致，这本来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当时的批判及其对建筑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对学风的破坏，是永远值得我们深思的。
应该说明，对于梁思成的批判，政治上的“平反”早已在1972年的追悼会上澄清，学术上的“平反”在他诞辰85周年纪念会上也已得到说明，上世纪末，又以梁思成之名设立建筑最高奖，足见政府对梁先生的重视。今天，我们来纪念梁思成先生百年诞辰，是因为建筑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与文化，还要研究发展我们的传统，要研究先贤，学习先贤，研究梁先生等人的贡献。当然，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难免有其缺陷，不能苛求古人，但象梁先生这样的学者，近代建筑史上是不多的，对于什么是“复古主义”，怎么看待梁先生，这里无须赘言，有《梁思成全集》鸿文九卷在此，请科学地、深入地予以研究，相信今后还必然会有众多的中外学术著作问世。只有掸掉“大批判”落在建筑学上的灰尘，切切实实地去发掘建筑学宝库，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各自的结论和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附： 北京市规划局前总建筑师刘小石撰写的文章：城市规划杰出的先驱——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
梁思成先生多年从事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古建筑遗产的研究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和贡献，他勇于接受新事物，比较早地就思考建筑理论、设计创作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濒临结束时，他就注意到当时西方建筑界热烈讨论的战后城市改造和居住环境问题，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市镇体系秩序”一文系统地阐述他对城市规划的认识和主张。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规划方案和许多建议，为了北京历史古城的保护和首都的现代化建设，他写文章、作报告，奔走呼号，竭尽思虑。《梁思成文集》收集了这段时间有关城市规划的论文、建议和信函共8篇。他对城市规划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建设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以保护北京这座历史名城，他的贡献还在于对北京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主张以及规划理论原则和方法。经过近半个世纪历史沧桑的演变和正反面经验的比较，我们不能不愈加真切地认识到他的主张的正确性、预见性和宝贵的价值。可以说这是梁先生在对古人和外国人的学术成就和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学。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继承并加以发扬的宝贵财产。
1 城市——有机的组织体
梁思成先生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提出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体，“一个市镇是会生长的，它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体。一个组织是由多数的细胞合成，这些细胞都有共同的特征，有秩序的组合而成物体，若是细胞健全，有秩序的组合起来，则物体健全。若细胞不健全，组合秩序混乱，便是疮疥浓包。”他把城市里的建筑个体比作有机体的细胞，各个建筑个体自有其特征，自有其个性。特征和个性过于不同的便不能组合为一体，取得妥善的秩序。他认为在城市的形成程序中，必须时刻顾虑到每个建筑个体的特征或个性；顾虑到个体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务使城市成为一个有机的秩序组织体。他说:“我们计划建立市镇时，务须将每一座房与每一个“邻居”间建立善美的关系，我们必须建立市镇体系上的形式秩序(Form order)。在善美有规则的形式秩序之中，自然容易维持善美的“社会秩序”(Social-order)。
他认为近百年来欧美多数大城市之发生病症，就是因为在社会经济秩序突起变化时期，他们在城镇体系发展中的错误，我们应知借鉴，力求避免。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造成欧美大城市的人口过度集中，造成了惊人的拥挤、环境恶化和交通阻塞等弊病。欧美的城市规划都采取“疏散”(decentralization)为基本对策。梁思成先生赞成美国沙理宁(Eliel Sarrinan)教授提出的“有机性疏散”(Organic decentralization)的主张。
这里所谓的“有机性疏散”是将一个大城市“分”为若干“小城镇”或称之为“区”。在每个区之内集中居民的居住与工作日常活动，安排学校、图书馆、商店、饮食店和游戏场等，各种生活服务设备一应俱全，使之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城镇”。在区与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居民游息的公园，使一个大城市成为多数“小城镇”(“区”)的集合体，在每个区内将人口密度及建筑面积加以严格的限制，不使其成为庞大无限量的整体。这就是梁思成先生对城市，对城市规划[当时称为都市计划或市镇计划(city planning)]的基本的认识、理论和模式，后来的对北京城市规划的建议和方案是其应用和发展，也是其正确性和宝贵的价值的见证，以下就北京的规划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2 北京的城市性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梁思成先生对北京的城市性质提出了北京应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建议和限制城区工业发展的意见。这是一个规划建设的纲领性问题，在那个“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在那个把消费当作贬义词，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片面的理解的年代，这样的提出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基于梁先生对北京作为文化首都的深刻认识和对于欧美大城市工业化造成的人口过分集中，环境恶化，使城市的机体产生突变，发生病变的深刻认识。这是和那种把北京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首都必须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完全不同，其结果也是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与“疏散”(decentralization)的思想相反，集中了过多的工业，过多的重工业，过多的人口，造成环境恶化等后果，实在是重蹈覆辙，未能达到梁先生所说的:“近百年来欧美多数大都市之发生病症，……我们应知借鉴，力求避免。”的目的。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我们可以用亲身的体验确认:如果北京按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限制工业的指导思想来规划建设，那该是多好呀!北京现在存在的人口过分集中，工业的污染，环境恶化等种种问题显然不会如此严重了。
3 总体布局——“多中心”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建议“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作为首都行政中心区域，这样就可以形成两个市中心:一个旧城的中心，一个政府行政区中心。如果我们研究“各基本工作区(及其住区)与旧城关系”图，可以看到在政府行政中心区以南，旧城广安门以西，这个接近政府办公区和旧城区的优越地段，还布置了一个面积比政府行政中心区还大不少的“商务区”。在图上还可看到在旧城内还安排了两个“商店区”，所以这个“商务区”就不是指购物的“商店区”或称“商业区”，而是从事各种商务活动的集中的地区，这就是今天所谓的“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Area)，这个名词在后来的“城市规划中消失了，所以《建议》所规划的北京，实际上是三个中心，这种“多中心”的规划思想，显然是大大减轻了以往单个市中心的过分集中的负担，这也是一种“疏散”的规划思想，显然是比较先进、比较合理的，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但是，它的优越性现在来看是更为清晰而明确。
首先，北京的旧城，作为中国的故都，第一座历史名城可以得到妥善的保护。梁思成先生在《建议》中对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宝贵的价值作了概括:“北京城之所以以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的壮美城市，而到现在仍然很完整的保存着。……北京的建筑形体因它的街道区域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划，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欧洲一些中世纪留下的知名的大城市如巴黎、莫斯科、伦敦等在工业化突变的过程中都没有把城墙城堡完整地保存下来。把城墙和城堡到20世纪还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中世纪的大城市就只有北京，那真是举世无双的国宝了，也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世界知名的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埃德蒙·培根教授(EdmundN.Bacon)在他的著作《城市的设计》一书中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面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个作品。这座中国的城市设计为皇帝的住所，意图标志出宇宙的中心，这个城市十分的讲究我们今天所不关心的礼仪程式和宗教信条，然而，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这个“多中心”的总体布局为北京旧城这个国之瑰宝的保护和整治提供了最好的必要条件。
其次，这个布局为中央政府各个机关单位的建设提供了适宜的位置和充足的用地，为“成立”一个有现代效率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这样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可以便利，还可以形成中央行政区宏伟的建筑群，同时也保护了旧城，做到梁先生提出的原则“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而避免了“两败俱伤”。《建议》对此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这个崭新的全国政治中心的建筑群，绝不能放弃自己合理的安排秩序，而去夹杂在原有文物的布局或旧市中间，一方面损失旧城体形的和谐，或侵占市内不易得到的文物风景区，或大量的居民住区，或已有相当基础的商业区，另一方面本身亦受到极不合理的限制，全部凌乱，没有重心。”在旧城中要建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行政办公区实际上也是很困难的，1950年代初就在旧城内建了几个部的办公楼后就相继在沿旧城城外的西侧和北侧的二里沟、三里河、六铺坑及和平里等处建了四部一会等许多中央部委的办公楼。正如梁先生所预期的:“全部凌乱，没有重心。”因此也难于形成像样的建筑群，具有政府机关应有的端庄、严肃的环境。由于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分散于旧城内外的许多地方，既不便于相互联系又徒增城市的交通量。1980年代国家经委传着一个顺口溜:“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这是说国家经委机关分散在二里沟、三里河、六铺坑、九号院和中南海几个地方办公，彼此联系很不方便。这也是中央政府各个部门分散凌乱，也是“全城来办公!”的一个写照。由此可见中央行政中心建在旧城里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央各部相继大都建在旧城以外，只不过是分散的未能形成一个有秩序、有重点的中心。
关于“商务区”，《建议》中并未加以说明，可能这不是当时问题的焦点，但从它的位置和近20km2这样大的面积来看，无疑也是很重要的，是梁、陈两位先生认为这是北京的发展所需要的。这样的集中建设无疑会为商务活动的开展创造便利的条件。也可避免商务办公楼往市中心挤，或是分散无秩序的到处建设，既不合用又影响市容。这个紧临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靠近旧城的优越位置无疑有利于吸引投资，发展经济。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三个功能合理、使用便利的市中心，同时也是三个有计划设计建设的、体面的三个市中心，这是显然比把这三个中心重叠在一起，挤在一起，要合理得多、优越得多。这样在空旷的新地址建设，避免了在旧城中必须的拆迁，正像梁先生所说的是“省时、省事、避免劳民伤财。”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从规划阶段就考虑了可持续发展。
4 基本工作区——自给自足的小城镇
《建议》把旧城以外划分为若干个“基本工作区”:西郊为行政区，即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其西面、北面安排面积充裕的干部住宅区；北郊为“文教学校区”，其东面安排学校住宅区；东郊和东南郊为工业区，在其北面和南面安排工人住宅区。在基本工作区里不但有工作地点，还有住宅及其他服务设施。以行政区为例，“建立接近行政区的一个完整的‘邻里单位’(或称为‘社区单位’)，建造他们所需要的住宅区，及其附属的小学校、托儿所、合作社、文娱中心等建筑，……逐渐发展成为将来的大住宅区。这是由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Self-contained community)，一个比较健全的有机体，它便利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减少工作人员上班交通之辛劳，也减少城市的交通量和相应的污染，这是‘混合的功能分区’”。
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在功能分区概念问题上，纠正了《雅典宪章》为了追求城市空间结构分区清楚而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的错误，提倡创造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建议》纠正这个错误比《马丘比丘宪章》要早20多年。
5 中国坊制的街型和建筑群的布署
对于中央政府行政区的道路系统和各个单位为划分部置，梁先生主张采取中国坊制的街型，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坊都自成一个小整体，建立中线，有它的主要的和辅翼的建筑。关于城市的街道和两侧建筑的部置，梁先生多次讲到不应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沿着街道建楼房，“使办公楼本身面向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害工作和健康的。”梁先生十分重视建筑物和建筑物的关系，建筑物与开敞空间的关系，相互之内的联系和体形的比例关系，注意它们之间的善美的“形式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形成有机的组织体。这就是中国建筑、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优秀的传统。这里讲的优秀传统并不是要找一种“形式”，一种“手法”去抄袭，而是指一种健全的设计思想和原则。他在《建议》中指出:“由都市计划传统上看，中国的城市除特殊受地理条件之约束者外，没有不有中轴线的，建筑物都是有广庭空间衬托的。欧洲都市计划者近年来发现了长蛇形临街建楼的错，多数房屋多作U字形平面，与街沿有适当的距离，规定了建筑面积和房屋高度与庭院面积的比例，以求取得空气阳光、花草树木。这正是我们数千年都市计划传统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艺术秩序的组织，应该发扬光大的。”这是梁先生要求我们在学习、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学的教导和希望。
如果我们对清朝的皇家建筑师“样子雷”留下的图纸和烫样加以研究，就不难看到清代的建筑师是如何继承两三千年来中国都城规划建设的优秀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取得卓越的成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建筑师所具有的重视城市设计，重视建筑群体和其环境的独特的优秀传统。“样子雷”的图样一般的是一组建筑群的总图，标示着建筑物和庭院的布置，建筑物的立面画在建筑物平面的位置上，上面贴着许多小条子标明其尺寸、格式和细部装修的名称，这个设计就算完了。对于“样子雷”来说我们现在的施工图，结构设计和细部大样似乎都是不需要的，这些都是程式化的经验设计，都在施工的匠师的头脑里。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曾在四川一个边陲小镇上看见工匠建起一幢木构建筑，一根根木头运到场地，木工师傅(称为掌墨师)用墨斗不断地在木料上画上线，小木工就用斧、锯、刨等工具按照墨线加工成为有各式各样榫卯的各种构件，以后一件件的安装起来，最后安放上顶上的大梁，整个木结构一点不差的站稳了，这就成功了，于是鞭炮声大作以资庆贺。所有的构件的尺寸和形状都在那掌墨师的头脑里，使人感到奇妙极了!有这样的掌墨师主持工程，“样子雷”的图样完全可以就只是总图的初步设计，这个建筑群的总体设计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城市设计，过去传统的建筑师是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在建筑群和其庭院、环境的经营布置上，所以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建筑实体和庭院开敞空间的关系是均衡而又主次分明，形成梁先生所说的善美的“形式秩序”和有机的组织体，从而组成了集中国都城规划建设之大成的宫殿、圆囿、坛庙、陵墓、民居街坊和城墙、城楼等许多宏伟的建筑群的壮丽的北京城，这真是富有特色的图景，城市规划设计的大手笔。无怪乎北京市规划设计院前总建筑师、50年代初即参加北京规划编制工作的老专家在看了80年代中用飞机拍摄的市区现状记录电影后感叹的说，还是老祖宗那几个平方公里(指故宫、天坛、三海等地区)可以识别!这就是梁先生所说的:“北京的建筑形体因它的街道区域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品。”这也是埃德蒙·培根教授所断言的:“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灿烂，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It is so bright in designthat it provides a riCh store house ofideas for the city of today.)对于这样宝贵的遗产，无疑我们是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吸取的，但在今天言必称欧美的风气之下似乎却为人们所淡忘了，而对于历史名城的破坏却是不断的继续进行。这真是“家有千金，视若敝帚。”这是半殖民地社会给人们留下的潜在的“自以为非”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这是应该注意克服的。
6 城市规划的最高目标——使民“安居乐业”
梁先生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提出城市规划的最高目标是使民“安居乐业”，他说:“凡是一个机构，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方能运用收效。人类群居的地方，所谓市镇者……也都是一种机构。这机构之最高目的在于使居民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在使居民工作达到最高效率，这就是古谚所谓使民‘安居乐业’四个字。但若机构不健全，则难期达到目的。”因此，有计划的建设这个有秩序、有组织的机构以达到使民“安居乐业”就是城市规划工作最高的目标，以上例举的梁先生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理论、主张和建议，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是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无不以此为最高目标，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好像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是要作到却很不容易。如果不以此为规划建设城市的最高目的就难以采用合理的、优良的规划方案。如果把使民“安居乐业”放在一边，把建设多少项宏大的建筑工程以创造显赫的政绩为优先的目标，或者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的目标，就可能支持开发商牟取超额利润而迫使规划部门放充合理的规划，用超高的容积率，高强度的使用土地，恶化城市的环境，甚至轻易的动迁居民，吃土地差价，与民争利，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公司政企不分，公司赚大钱，政府也可分得一份好处，那么政府维护城市的整体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权力和责任就要受到削弱以至丧失，形成经常的对城市起破坏作用的一种机制，这可能是中国某些城市才具有的“特色”。由此可见，明确这个使居民得到最高度的舒适，使居民工作达到最高效率，使民“安居乐业”这个最高目标，乃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应该列为对市长政绩考查的重要内容，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课题。
在我们对梁思成先生有关城市规划的工作作了以上回顾之后，在痛惜由于这些建议未被接受使北京受到的沉重损失的时候，不能不提出为什么他的正确建议未能被接受，反而被认为是复古主义的资产阶级建筑思想这个问题。
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是建国这初，经济上有困难，另建一个行政中心是不现实的，此说缺乏说服力之处在于，另设行政中心区是一个安排和控制新的建设的规划，并不是一个要实施的建设计划，有多少经济力量就建多少，没有力量可以不建，这是灵活的，因此也是现实的。从实例来说，印度建新德里，巴西建巴西利亚，其经济条件和建设时间都和北京相差不多，而这两个国家都建成了新的首都。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成立联邦政府，1790年国会即决定新建华盛顿特区为首都，并由乔治·华盛顿商请法国工程师，朗方制定规划建了新的首都。当时的美国，原来是一个给大英帝国提供原料的殖民地，领土为13个州，人口近400万，是一个90%人口为农民的农业国。由此可见，经济有困难，并不足以成为当时这个方案不能被采用的理由。
《建议》之不被采用，并非《建议》本身有问题，而在于决策的失误，在于决策者主观上的问题，万里同志在1986年“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一文作了十分深刻、十分重要的分析和总结，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长时期指导思想上“左”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过去决策中那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让位给调查研究、民主讨论、集体领导的作风，恢复了党的朝气勃勃的生机。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对比，我们党进一步认识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开言路，坚持“双”百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对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他也作了精辟的总结:“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个决策的失误来自决策人主观，来自不正确的观念形态，不正确的价值观集中起来说，就是万里同志概括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唯意志论和独断专行的作风和对知识对人才缺乏应有的尊重。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行，这年5月毛泽东主席问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先生对工作有何意见。张先生在“帮党整风”的会上把他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批评提出来①，这正是对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和主观主义错误的深刻的批评，但是未能得到采纳。后来反右时领导出来讲话保护张先生，说他是好人犯错误。经过以后的重大失误，我们才认识到这个批评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没有深刻的洞查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是不可能提如此中肯意见的，如果得到采纳就可能没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失败和相继而来的重大失误和灾难的发生了。
“鄙视既往”是对过去留下的遗产过分的否定，现在看这是个涉及许多领域普遍的问题，这就是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迷信将来”看来也就是迷信自己，自以为是，这也可以视为主观主义的表现。对于北京旧城来说就是过分地强调旧城的落后面，过分地强调旧城的改造，而忽视了旧城的保护。就题目来说，旧城改造被作为一大章，而旧城保护仅是其中的一小节，正确的作法应该把旧城保护列为一大章，而且旧城改造是其中的一小节，严格的说，应称为旧城的整治比较妥当(rehabilitation——即康复的意思，就是要把病治好，而不是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对于北京的皇家宫殿、园林和坛庙等无论是专家、领导还是普通人都认为是宝贵的文物应予保护，因此也保护得很好。但对于城墙却只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才认识这也是宝贵的文物，这里存在着价值观念的差异，梁先生力主保护城墙、城楼以及三座门、西单的无代双塔等重要的历史文物，而决策的领导人却认为这些都是妨碍城市的发展，妨碍城市交通的障碍，必须拆除。可是梁思成先生不但不听从领导的指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还到处写文章，作报告，据理力争，因此就被认为是妨碍城市的发展，妨碍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复古主义。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标签也使这个作法顺理成章了。
北京旧城共有城门14座，共有城楼和箭楼28座，加上内城四角的角楼和外城的东西便门的门楼共计34座，还有部分瓮城也是完好的，除了前门的正阳门城楼、箭楼和城东角的角楼按领导的意见在规划中保留下来，让后代知道北京的城楼是什么样子以外，其余均在拆除之列。保护区和少量名人故居外，都不在保护之列。富有特色的四合院民居的遭遇也是类似的，除锣鼓巷和西四北两个保护区和少量名人故居外，都不在保护之列，而道路、胡同在规划中都要拓宽，控高已定为四、五、六层为主，这就注定全都要拆了，这样开发商的项目，一经批准，就可变成政府行为，强制拆迁，还理直气壮的说是实施总体规划。从60年代中建地铁开始大规模的拆除城墙，到1978年底还剩下前门城楼、箭楼、角楼和德胜门箭楼等4座。正当要拆德胜门箭楼以便修建北二环立交桥的时候，拔乱反正，改变中国历史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著名建筑学家郑孝燮先生给陈云同志写信要求予以制止②。十分庆幸的是这个建议立刻得到采纳，谷牧同志查看了现场，命令修改立交桥方案，保存箭楼，因此今天德胜门箭楼得以“劫后余生”保存下来，这正是拔乱反正，在指导思想上克服了过“左”和主观主义错误，广开言路，尊重知识和人才，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丰碑，这更付予这座箭楼值得纪念的历史意义。现在又计划修整东南角楼以西残存的一段城墙，并折除墙外多年的违章建筑，以开辟绿地，同时还进行了旧城25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详细规划的制定，如能实施这实是令人告慰的，古城保护由乱到治的重大成果。
但是旧城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仍是十分严峻的，危房改建早几年前已变为拆除四合院以谋取经济效益的事业，北京的开发公司上千，房地产开发犹如大跃进大搞群众运动，居民被搬迁得愈来愈远，工作生活都发生困难，房租也大幅度增加，多年来已是居民集体上访事件的主要来源，损害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旧城内号称“欧陆风”的庞大高层公寓小区陆续建成，巨型的西方现代主义大园壳的国家剧院又要在天安门侧修建。旧城里在文物保护区和历史文化街区以外还有哪些要保护的？其他的地区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如何可以与旧城文脉相衔接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何实现使民“安居乐业”这个城市建设、城市规划的最高目标，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事实告诉我们，万里同志提出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改革重要课题”的目标还远未实现。
既然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我们就有责任提出意见，有责任积极的参与，在这方面梁思成先生堪称模范。他的建议虽未能被接受，但他是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为我国，为北京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而应载诸史册的。他的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建议和主张，随岁月的流失而愈见真切，而愈使人怀念。我们要学习他在城市规划领域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学习他勇于坚持真见，不曲不挠的精神，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为使民“安居乐业”的崇高目标努力奋斗。
主要论著
1、梁思成．《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3．
2、梁思成．《蓟县独乐寺山门考》．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
3、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
4、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4．
5、梁思成．《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
6、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
7、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1934．3．
8、梁思成．《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4．
9、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与刘敦桢、鲍鼎合写）．营造学社四卷，1934．
10、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单行本）．1934．
11、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三期，1935．3．
12、梁思成．《治故宫文渊阁实测图说》（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
13、梁思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蔡方荫、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
14、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茸计划》．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一期，1935．9．
15、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叙述》．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二期，1935．12．
16、梁思成．《建筑设参考图集简说及（一）台基，（一）台栏杆．（三）店面．（四）斗棋（汉一宋）．（五）斗拱（元明清）》．营造学社特刊．1935．12．
1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单行本）．1945．
18、梁思成．《中国建筑和艺术》（英文稿）．为美国百科全书作．1946．
19、梁思成．《城市计划大纲序》（单行本）．1951．
20、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文物二卷五期，1952．21
21、梁思成．《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文物，1953．（10）．
22、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建筑学报，1954．（1）．
23、梁思成．《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林徽因、莫宗汇合写）．建筑学报．1954．（2）．
24、梁思成．《东亚城市建设与改造》．在国际建筑协会会议上的报告，1958．
25、梁思成．《建筑创造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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