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对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在政府、规划、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极难求解的问题。但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看来，一个现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 ■“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 ■“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南方周末1月28日报道 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对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在政府、规划、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极难求解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看来，一个现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这个上世纪70年代还凌乱不堪的小国，现在已经被称为“花园城市”。 刘太格可以说是新加坡经验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又是中国众多地区和城市的规划顾问，这恰恰说明，新加坡以及刘太格的规划思想已经被中国相当一部分官员所接纳。 刘太格说他的优势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东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究竟什么最重要。 政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中国的很多官员到新加坡来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的这种成功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太格：在规划方面，新加坡政府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高度控制、进出口都有规划。这种做法和西方、和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撒切尔夫人一上任就取消了所有的规划，当然现在又恢复了，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 我做过一个比喻，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而如果是亚洲人，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亚洲城市，在这方面是一样的，但新加坡又很侥幸，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新加坡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一点不像中国。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存在怎样的问题？ 刘太格：在中国，首先是规划本身不健全，中国城市规划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做规划的人不一定完全理解城市运作是怎么回事。中国最近几十年和欧美人士有来往，可是他们的来往主要是片面的咨询，解决一个个地块的问题，而城市应该是大环境、宏观的处理。我见到中国规划师做的方案，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人们通常认为是政府官员不尊重规划，才会导致规划无法得到执行。你似乎把责任推到了规划师身上？ 刘太格：在中国，许多政府官员当然不懂规划，他们对规划的理解是在上任之后边做边学的。关键是中国的很多所谓的规划专家自己对规划专业也不清楚，这怎么跟上司解释呢？他们唯一觉得懂的是建筑设计，于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认为懂的领域，比如色彩、造型，这就变成长官和规划师干预建筑设计。这是不应该的，这样的问题应该让投资商和建筑师来处理。这样做，规划的政策和内容就太粗糙模糊，留下很多漏洞，开发商看到这些漏洞，当然就乘机而入，要求有优越的条件，要求提高地块的利润，利润的重要性自然超过环境。 新加坡虽然规划很详细，但基本不干预建筑设计，只有大概二十多个地块，因为是景观要点、视线走廊，我们要干预设计，但也并非规划师干预、政府干预，而是由当地资深建筑师组织委员会去干预。这是比较科学化的做法，既要干预，又要尊重专家意见，不要政府自己全包下来。 刘太格 城市就像人体 “有些政府是直接做勋章，不管衣服，勋章乱挂” 南方周末：你曾经批评上海的浦东，说那是一个“城市中的孤岛”。可是同样也有人批评新加坡，说这个城市太枯燥，缺少亮点。 刘太格：从建筑形象上看，很多人批评新加坡规划不成功，因为没有地标性的震撼的建筑。问题是，城市最重要的要求是震撼性形象还是功能和环境？我认为这些震撼性的东西，能够在功能合理、方便舒适、环境优美的基础上取得当然最好，但是不要为震撼而震撼，牺牲城市的基本规划条件。 健康的城市是一个人体，规划的作用是培养一个健康的人体，建筑设计的作用是配上好看适当的衣服，震撼性的设计则是衣服上的勋章。有些政府是直接做勋章，不管衣服，勋章乱挂；而如果城市规划不健康的话，衣服穿上去也是不美的。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跟我的规划同事们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伦敦、巴黎能有今天的活泼感，不是几十年形成的，而是几百年。我们才不过十几年，如果我们一步跳跃到那个程度，最后做出来的不是一个城市，只能做成一个主题公园。现在，很多人跟我说，新加坡好多了。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们也要这样看待城市。但中国有个问题，领导的任期太短，总要在任期内拿出一些有震撼力的建筑。不过我认为此二者不一定是不可共存，请专家做好规划，再在里面选几个点做一些好的建筑，两者不一定是背道而驰的。 南方周末：在中国，你提的方案有多少会被他们接纳？ 刘太格：我做出来的方案，如果执行的时候能保留15％，就是成功；能保留30％，就是高度成功。有人说，你怎么要求这么低？我说总比零好。其他的85％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修改，让他们的修改不至于太凌乱。 在中国各个城市，能不能保留到15％，还要看他们官员和规划局规划师的素质，也就是说和地域没有关系，和当政者的素质有关。当然我也要设法说服他们，规划是高度抽象的，所以每次给他们看规划，就是上一堂课，我不仅是做规划工作，还是做教育工作。我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完善，方案执行的正确性就越高。 先技术，后民意 “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南方周末：新加坡有一套法律法规体系，确保规划法制化，但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比较缺乏。而你却总是强调规划技术的重要性，究竟该怎么看待法规体系与技术重要性的问题？ 刘太格：这是东西方很大的分歧。很多中国规划师问我新加坡的规划是怎么管的，其实这方面的法规文件随时可以买到，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我劝中国不要像新加坡这么严，因为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西方的城市是要从瘦变胖，而东方的城市则是要重造一个人。这种技术从哪里来？城市骨架哪里来？血脉怎么放上去？因此我一直强调，规划技术对于亚洲城市非常重要。就像一辆汽车，内部的机件和技术是基础，外面的包装就是艺术文化，外面包装再好，里面是假的、烂的，怎么行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仅需要规划的哲学家，还要规划的技术工匠。 南方周末：可是难道不正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才导致不尊重专家意见、忽略民意吗？ 刘太格：东方城市的发展进度和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城市在十九、二十世纪已经成熟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优化环境，因此没有速度和密度的压力。他们可以花时间谈民意，谈5年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可以说城市建设要重视历史文化和民权。新加坡当初如果也这么做，就不会有今天。 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媒体，和你的想法可不一样。 刘太格：西方人不同意，媒体不同意，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也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逆水行舟。到底哪些对中国最重要？哪些可以放缓处理？我觉得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是你，怎么帮他们做决定？ 刘太格：先谈技术，后谈民意。 我接触到的中国规划师，他们很懂中国的规则。他们把民意放在一边，和市长沟通好就行。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我当建屋局长时，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公共交通车站，请你设立一个，不过千万不要放在我的门口。民意就是这样。目前新加坡征集民意，基本不是一般的民意，而是相关社团的，他们往往比较理智，收集的资料比较多，而且有宏观的思路。除此之外，我们也做方案展览，期限是几周，任何市民都可以去看而且可以书面提供意见。民意不是大礼堂闹一闹，而是有序的。在规划公示前，规划师要了解社会存在的真实问题，这个是更有意义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