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运作
198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4%，1995年猛增至29%，全国城市建设中掀起轰轰烈烈的“创建热”。由于城市化进程初期的无序性及缺乏科学指导，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甚至是灾难性后果：人口激增、农田退化、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于是，人们提出“既有现代化设施，又要和大自然融合，创造人类适宜的未来居住环境”的口号。一方面，城市决策者意识到城市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品质优良的城市环境，“环境意识”逐步形成。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逐步由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向交往、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迈进。加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逐步从西方系统引入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对此进行探讨，并初步形成我国的设计体系，而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城市的国内外招标与项目研究更是促进了我国城市设计水平的提高，这一切给导则的运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目前导则在我国的运作尚处于探索性的起步阶段，但已得到重视和关注。建设部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正在组织有关导则的编制规范问题；部分城市建设项目已经编制了实施性导则，如北海市的“美化工程”实施导则，上海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导则，深圳市的城市设计指引，徐州市的城市设计图则等；此外还有许多城市正处于导则的制定、筹划过程之中。从越来越多的关注不难看出，人们对导则的有效性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
导则的整体运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城市设计在我国建设阶段的法律地位尚未确立，从编制到审批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编制的方法、内容、深度没有定论，即使编定成型，有关部门也无法审批。同时，导则等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制化过程也不完善，相关单位还没有意识到导则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城市设计的良性循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法令的扶持，以城市设计制度与审查许可制度等法律形式强力推行。所以，城市设计及其成果的规范和法制化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其次，导则运作系统的开放度还远远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在中国管理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领导的一个指示、甚至一句话往往就成了超越一切的“定音锤”；同时，不少决策者注重“短期效应”与“业绩观”，忽视城市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经常发生不考虑实际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的盲目建设之举。
再则，现阶段我国设计师主要是为决策者与业主服务，组织跨学科专家与广大群众参与决策在很多地方只是走过场的形式，一个座谈会，几张调查表，仅此而已。于是反馈渠道形同虚设，系统开放性大大削弱，自组织过程不复存在，导则与传统的管理手段如出一辙。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提高系统的开放性与透明度，保证多元决策、尤其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设计标准多重性的问题。
城市设计的普及教育也刻不容缓，因为它不仅可以提高广大群众的环境审美素质，激发参与意识，还能成为设计成果维护的基石与合理开发的资金来源。
不仅如此，现阶段普遍存在着导则设计部门与规划管理部门脱节的现象，往往是各成体系，互不相通，所以操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而实际上这两个部门从设计一开始就应该紧密配合，具体表现在三个环节：一是导则制订前，(下转46页)(上接40页)以规划部门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为原则确定城市设计的总体构思。二是导则制订过程中与规划部门的双向磨合过程，即在城市设计初步成型的基础上，规划部门研制调整规划的经济技术指标，经量化再反馈给设计导则，同时加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三是导则制订完成以后，规划部门根据导则的管理监督过程。只有这两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将设计与规划融合起来，保证导则的实际运作。
综上所述，城市设计导则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它不仅体现了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思想，而且通过对人行为心理和城市环境空间属性的研究，能够找出城市规划建设中各种集团利益的有效契合点，以富有生长弹性的规定作为项目实施的行动构架，进而为管理部门提供长期有效的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人们对它的研究刚刚起步，其运作过程亦遇到诸多困难，但我们相信，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与实践，必能进一步提高对它的认识与理解，适应当前城市建设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阶段的需要，并使其在实际操作中，发挥更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