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哲学和其他 
  作者：周江评  
         本想列出一些书目的，但是想想大家不一定有时间找书、读书，就简单地写写自己的一些读书和学习心得吧。  
  提到规划和哲学，首先推荐丹麦技术大学的教授Bent Flyvbjerg写的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Why Social Inquiry Fails and How It Can Succeed Ag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是伊利诺和南加大规划专业博士生的必读书目。从这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里，大家可再找出几本书来读读，结合自己专业上的定位进行思考，一定会受益匪浅。  
  以前，我们在大学里也学习哲学，很少把它和自己的专业联系起来（当然，国内理解哲学，和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呵呵）。换言之，我们不能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城市规划的本质、以及它和人类知识、思维和活动的关系。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城市规划最终要成为一门科学，不可能回避对自身的哲学检讨和思考。西方的博士，直译成中文，其实是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在我看，和一般硕士的最大差异，在于博士不仅对自己领域的某一方向，有全面的知识和较深入的理解，也在于对自己从事的领域在人类知识体系或者是思维、行动框架内的地位、作用，有合适的判断和评价。当然，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达到对博士的上述要求。但是，应该说，一个好的规划师和规划从业人员，却非得对城市规划有一个哲学上的认识不可。例如，这些年，我碰到了中美两国很多第一流的规划教授，这些教授对城市规划专业上述地位、作用，都有很独特的认识或是见解。这些认识或见解，经过自己的反复玩味，我感觉其实就是对规划专业的一种哲学思考。这些思考，使得上述教授们很容易找到自己学术和专业上的立足点和发展空间。例如，对于南加大的Giuliano教授，美国科学院副院士，除了技术手段，她倾向于从3个方面来认识和发展城市规划：政治学、经济学和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的结合。我记得在她的课上，她指出了城市规划为何能在这3个方面有所发展以及这3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首先，政治学是研究人类为何、如何作出决策、以及影响这一决策过程的诸多因素，例如政治框架、民主制度和文化传统。作为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和谋划，城市规划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种决策，也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一定的政治框架、民主制度和文化传统里。因此，从发展相对成熟的政治学（西方的政治学，如果从柏拉图时代的城市国家及相关知识算起，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中吸取养分，可以推进城市规划真正的和政治决策和实施相互结合。这些想法，在我看，也回应了芒福德先生的一句话，“真正影响城市规划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所以，虽然我不能全盘否定国内现在大量引进西方规划技术、手段，但是，我想说，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民主建设和文化提升等做配套，这些技术和手段，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相应的，规划师，如果不能对政治、民主和文化，以及引起其变化的因素，有科学系统的认识和理解的话，很难想象，他能真正的推动城市规划。遗憾的是，政治、民主和文化，至少在我上学的年代，是不受多数学生和老师欢迎的系列课题。而影响城市规划的政治因素，某种程度，当时，也是禁区。不过，直到今天，我很难想象，设有禁区的学科，能有很好的讨论和发展。  
  经济学家，则一贯认为所有资源都是稀缺的，然而，稀缺的资源，在现实的条件下，却常常不能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经济学，一定程度上则是全面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资源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或者是在什么条件下，资源将被低效的使用）。城市规划，除了强调公平和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分配资源，例如土地、道路、资金和有利的区位。但是，和系统的经济学模型和学说相比，城市规划在总体上应该说，没有完备的理论框架。因此，规划借鉴经济学的理念和模型，很多时候，乃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我来美国后读过的经济学书籍里，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书，这两个人，我在lily上都介绍过了。一个是 Douglass C. North；另一个是，Amartya Sen。他们两个都是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颇丰，他们的书籍，非常容易找到。我读了他们的一些书，感觉他们一个共有的特点就是批判性地发展了经济学。例如North，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没有看到institutions 和transaction costs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表现中的作用。他对institutions 和transaction costs，有很精彩的论述。我大胆引申一点到城市规划，institutions的大意就说，人们为了控制或引导城市发展，通常会有些相对固定了的、轻易不能改作法和手段，这些手段和作法，其实根本上就决定了城市规划后期的表现（也就是，城市规划究竟多大程度上能达到一些既定目标）。具有bargaining power的人，倾向于把上述手段和作法，向对自己有利的（而不是有利社会的）方向推动。transaction costs呢，则是人和人（机构和机构等）交互作用、影响所涉及到的费用。这些费用，不一定是金钱的，也有程序上的和制度上的。早先的的经济学家Ronald Coase有个理论，说是这一费用如果为零的话，无论是人们如何参与经济决策，决策的后期社会效果，就能最大化。显然，目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到这点。于是，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来探索如何最大程度的降低transaction costs，以使得bargaining power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影响、更改和设置institutions，保证决策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目前，国内的很多城市的规划，受到人们的质疑，我想，可以从North提出的institutions 和transaction costs概念（框架）进行一些研究。例如，民众真正地参与、影响到城市规划的过程，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真正做规划或相关决策的人，他们又是哪些人，他们是哪些拥有bargaining power的人吗？规划的结果，是否有利公众？被人普遍批评的规划，在institutions上，有何共有特点。我记得章岩和方可，利用Growth coalition和Growth machine的理论，对北京的旧城改造作了一些相关研究，但是用North理论的，我还没有看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最简单的，在规定的规划成果公示期间，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的人，参与了公示并提出了意见。这些人，和城市的总体人群的特征，又有什么差异？而Sen则大力批判了以往的经济学家见“物”忘“人”。简单说，就是以往的经济学家，尽管在大力研究效率和经济发展，但是没有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人类自身的发展。Sen把自由同时作为手段和目的，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制定发展目标和战略。自由和经济、社会制度、投资、教育等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后者的一些特征值，加以评估。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联合国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系统评估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自由）状况。在Sen看来，不发展就是没有自由的代名词。而所谓的经济发展，如果不能合理规划和引导，不一定能带给人自由。典型的，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目前尚有3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虽然在政治上享有法定的诸多权力，但他们在经济上，应该说自由很有限。  
  地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在地表活动的特点和差异，以及形成上述特点和差异的原因。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且不论其对错、长短，其实归根结底是将人类活动，根据其活动需求的差异以及相互关联，在空间分配上予以“优化”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城市规划的基础研究和前提，是地理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是有人初步统计了，说70%的信息，都是和地理有关的信息。这样看，搞城市规划研究和决策，如果想搞得深入、科学一些，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地理信息处理和对有关地理知识的了解。但是，城市规划和地理学的关联，还不仅如此。地理环境因素（决定论），如何影响民族性格、文化、建筑发展和城市格局，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场所”（Place）和“层级”(Layer)有了特殊的意义。一个城市的定位和未来，逃脱不了从这两个字眼出发，一番深入、长期的研究工作。层级，也许不能说是地理学特有的概念，但是对场所的研究，绝对应该是地理学家的专长。换言之，一个好的城市设计者、城市和区域规划者，也不可避免的要培养自己的上述专长，即：如何在不同的层级上理解场所、营建场所和延续场所，和研究人物要素如何在不同特征的场所里相互流动。  
  Bent Flyvbjerg的书，虽然没有像Giuliano这样具体的涉及城市规划，但是它的可以告诉你西方从Aristotle以降，人们是如何看待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为什么不能像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如果你有意发展自己对人类知识体系的一个框架，了解城市规划在这个框架内的地位，这本书，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