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教授俞孔坚的城市规划大批判
绿色新技术不一定就是高技术，更要回归祖先留下的低技术。
要抵制西方消费主义观念，更要批判民族传统文化，反思自我。
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手段不仅不能包治百病，甚至是危险的。
——俞孔坚
2008年初，当时的国家建设部以河北省保定市和上海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示范项目，低碳城市建设在我国正式起步。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定义，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
只是短短一年多，在环境危机的升温和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引下，中国俨然出现了低碳城市跃进潮，试图派发这一名片的城市已经数以十计，从所谓国际大都市到西部偏僻小城。但真正的低碳城市概念却仍是莫衷一是，通达路径更是千差万别。
一直以来扮演城市批判者角色，曾经直指央视新大楼、鸟巢等都是“小脚城市的代表”的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对于眼下的低碳城市热潮，依旧有话要说。
自然系统是王道
南方周末：“低碳城市”的概念正火，从城市规划和功能角度讲，我们的距离究竟还有多远？
俞孔坚：首要的是城市布局和规划的空间战略，要有所改变。现在的城市功能过于单一，没有进行土地的综合利用，城市密度和混合度不够，城市日益向郊区蔓延，摊大饼的空间模式有很大问题。市民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耗碳量非常大。而低碳城市的空间格局，就是土地空间要节约，要形成混合型格局。当年社会主义城市布局的一些优点是值得吸取的，这就必须有新的规划方法论，应该优先考虑自然的系统。
我们总是过于依赖“灰色”基础设施，试图靠人工系统来调节城市生态，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交通、排水等等，这不仅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而且实际上是牺牲了自然本身的服务系统——水会自己净化，植物会自己生长，而不是依赖我们浇灌。这个意义上来说，让自然系统自然做工，维护自然的完整性和它的功能，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步行和自行车能够解决出行需求，如果人的活动及其排放的碳、垃圾、污水，能够通过自然系统解决，我们离低碳目标就不远了。城市的空间规划，应该以维护土地生命系统为首要目标，人工系统要尽量紧凑。这个自然系统我就把它叫作生态基础设施。
南方周末：城市是人力的产物，把一切交给自然，听起来与城市的本质背道而驰。
俞孔坚：如果从现在开始做生态基础设施，把自然系统所需要的空间——比如河漫滩和湿地留下来，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修防洪堤。防洪堤投入巨大，维修成本巨大，关键是破坏了自然原有的调节能力，而这要支付巨大的代价。下一场雨，北京立交桥下的通道就淹掉了。因为我们依赖于人工疏排系统，自然系统彻底没有吸纳能力。就像一个人没法吃饭和排泄了，免疫力没有了，胃的消化能力没有了，必须靠插入管道抽出里面的液体，或者注射葡萄糖来获取营养。
中国的许多城市，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特别是北京。
北京做的第一件丧失免疫力的事是修了很多水库。最典型的就是圆明园工程，想做一个水面，结果水蒸发掉了，又要抽地下水或买水补充，彻底破坏了自然系统而靠人工来维持水的平衡。
回归祖先低技术
南方周末：是我们的城市规划系统观出了问题吗？
俞孔坚：对，现在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思考方式，基本是机械方式，而没有有机地、完整地思考。所以我提出，生态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整合各个部门，比如林业部门、水利部门、环境部门、文化遗产文物部门，都应该整合在一个系统里。
我们现在对于土地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只把它当作经济资源，十分单一。土地最重要的功能是承载人类，承载文化，承载我们生命系统。但现在，就被简单理解为一个开发房地产。我们关于土地的价值观应该彻底改变。
还有水污染，为什么老治不好？建了这么多的污水处理厂，都靠人工管理，费电费能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水是一个系统，更没有认识到水和土地生命的联系，而如果把土地系统作为生态基础设施，我们就能够用湿地来净化污水。我们在上海黄浦江做的项目，一个不到20公顷的公园，一天能够净化240吨的水，如果所有的城市绿地公园、农田都发挥这种生态服务功能，就能很大地解决富营养化和污水问题。
南方周末：从技术层面，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生态基础设施如何实现？
俞孔坚：有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回归低技术来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用传统的办法解决通风、而不是通过空调。
新的绿色技术应该使用，但最基本的，我们应该从祖先那吸取一些低技术，比如通过房屋朝向来解决采光，来吸收太阳能。北方的窑洞利用土地的热量，岭南的干栏式建筑有它独特的通风功能。
应从民族文化批判始
南方周末：这一切城市表象的背后，是我们对“先进”和现代生活的功利化定义？
俞孔坚：所以，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品位和审美意识，包括什么是高雅的，什么是落后的理念。我们现在向往的高雅的生活都是高碳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几千年审美的趣味已经实际上培养了我们向往贵族生活的价值观。进行低碳生活，我们要从审美观和文化上进行反思，要彻底抛弃和批判那种生活方式。
南方周末：这种生活方式的根源，在你看来，是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吗？
俞孔坚：我们一直说中国人热爱节约，只说对了一半。中国人其实也是最喜欢铺张的。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太过节约导致了挥霍欲望的爆发。
它的危险在哪呢？中国的贫瘠资源只承担得起少数人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今天有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在城市，土地已经不堪重负了。所以我们必须从批判自我、批判文化开始，不光要批判西方的消费主义的文化，也要批判中国自身的这种贵族文化和挥霍文化。
文化基础必须改变，这是整体结构性的基础。如果老百姓价值观改变不了，那么所有做法都可能没有效果。
危险的经济手段
南方周末：文化基础改变是长远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会提出另一种思路——通过种种经济手段，市场化的杠杆来调节或引导改变。
俞孔坚：这是很危险的。经济的办法就是折算成某种价值、货币价值，这就意味着可卖。比如白鳍豚，它本是不可标价的。一旦消失就永远消失，是无价的。不能说最后一对白鳍豚，标价一个亿，然后用这一个亿来治理长江，那没有意义。
当然不能说市场手段什么都不能解决。比如说为了节约资源，把水价标高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能发挥作用。
南方周末：从目前城市设计和规划的趋势来看，哪些生态基础设施是我们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看到的？
俞孔坚：合理利用城市的热岛效应，包括水的处理、自流水的应用，各国都在实践。比如我们种植城市水稻，它可以汇集雨水，而不是被排到下水道里去，还可以使城市有生产的功能，变成好多动物的栖息场所，从而保护生物。
又比如，奥巴马夫妇在白宫种菜，这就是低碳生活方式。
在国外，防洪系统也改得比较早。欧美早就不修硬化的河道了，因为认识到对生物有害。另一种是大量使用乡土物种。我们现在还在大量使用奇花异卉，国外早就认识到乡土物种的重要意义。还有的比如屋顶花园，可以用来种庄稼、用来绿化。不光是绿化问题，还可以减小热量的吸收，增加绝热效果，解决热岛效应等等。
俞孔坚，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北京大学创办两个硕士学位点：景观设计学硕士和风景园林职业硕士。1998年创办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目前已达350多人的国际知名设计院。出版著作15部，并完成大量城市与景观的设计项目；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
来源 |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