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位于鲁尔区埃森市的克虏伯钢铁企业厂房内景，这是一个机车维修车间。二战期间，克虏伯钢铁帝国直接或间接雇用的人员达20万，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执掌克虏伯帝国大权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扮演着第三帝国军械师的角色。1967年，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1955年的鲁尔，烟囱“卖力”地喷着黑烟，这一如今被人厌恶的景象，当年是鲁尔工业在二战后复苏的标志。德国也是从“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路走过来的，但它并没有因此视所有工厂烟囱为洪水猛兽，拆之而后快。 这间工厂在1992年关闭，5年之后，园艺展在工厂遗址上举行。柔美的花草和坚硬的钢铁在强烈的对比中寻求着和谐的相处之道，让人不得不感叹：世界上再难相容的事物，也能找到共存共荣的方式。 Zollverein煤矿的厂房被设计师改头换面，摇身变做最时尚的“红点设计博物馆”，高旷的内庭空间，配上简洁的室内设计，后现代主义美感出来了吧！“红点设计大奖”自1954年举办以来，每年由专业评审团审议并颁发设计大奖，可谓是全球竞争最激烈、涵盖面最广、最权威的设计大奖之一。 1965年的鲁尔，这些砖房是典型的工人宿舍，背景是鼓风炉。那时的鲁尔是德国的重工业中心。今天，这些房屋也成为鲁尔工业遗产的一部分，恐怕这是当年的小朋友所预料不到的吧，他们见证着鲁尔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 在鲁尔，废弃的厂房不但变成了画廊、办公室，还可以成为游泳池。我们憧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来想象一下，面对工业化的符号——管道、传送带、冷却塔畅游时。我们又会是怎样一番心情？ Duisburg-Nord生态公园内，英国灯光设计师Jonathan Park为废弃的钢铁生产设备设计了一组照明系统，夜色中的机器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下像一头巨兽，有一种超现实的科幻美。 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优秀范例，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的杰作——建成于1992年的墨尔本中心。这个大型中心建在一个旧工厂原址上，但是古老的厂房没有因此拆毁，而是被保留下来。这个高耸的圆锥形玻璃顶不但很好地保护了红砖烟囱，还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烟囱建于1889年，高50米。玻璃顶有20层楼高，重490吨，由924块窗格玻璃组成。 在墨尔本中心，旧厂房被完整无损地置于购物中心的中庭之内，保留下来的小烟囱在图片里清晰可见，厂房里还开起了商店。游人至此，可以不认同这种建筑设计理念，但很难不被这里现代商业与传统工业之间强烈的对比所震撼。 老工厂也有“春天”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以及地方团体对工业建筑、工业遗址的保护缺乏热情。在他们眼里，工业遗产是一堆钢筋水泥堆砌出来的庞然大物，没有吸引力可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废弃的工厂总是难逃厄运，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灰飞烟灭。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大家庭中独特的一员，为什么容易被忽视，从而屡遭“不公正待遇”呢? 首先，很多文化遗产之所以令我们“怜香惜玉”，是因为它们的“美”打动了我们，而工业遗产偏偏缺乏这种传统的美态。只要有工厂存在，那个地区的景观就被厂房、车间、烟囱和冷却塔等一连串的工业建筑主导支配着。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可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到处矗着烟囱的城市不但破坏了我们的审美兴致，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变成了工业化的囚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闻不到泥土的芬芳，尝不到清水的甘甜。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寺庙、教堂甚至公园受到“威胁”时，我们总是不遗余力地高呼“手下留情”。相反，当我们身边的工厂围墙被写上大大的“拆”字时，很多人高兴还来不及，恐怕还要奔走相告：那灰头土脸的厂房终于要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 其次，工业建筑往往都是为了一个生产的目的而设计和建造的。它们也许是钢铁厂、纺织厂发电厂或者是煤矿所以厂房布局、空间大小必须符合生产的要求，从而这些建筑的面貌也反映出特定的需求。早期，这成了工业建筑的局限性，当这些工厂“下岗”，我们找不到适合的“岗位”让它们“再就业”。譬如，我们很难把一个发电厂变成购物中心，同样，一个面粉厂也难以改头换面变做写字楼。如何处置这些厂房，最快捷最省钱的方法就是推倒拆毁，然后重建。 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加速，西方国家在过去数十年间开始思考工业遗产的命运。促使这股思潮产生的原因是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落后的生产方式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和革新，同时，大量的生产流程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也是导致旧厂房大量闲置的原因。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外延不断扩大，从标志性建筑、历史遗址扩展到只要能体现出或历史、或审美、或科学、或精神价值的建筑、遗址，甚至非物质遗产的概念都诞生了。在这样的趋势下，西方国家认识到工业遗产作为工业革命的载体，见证着技术的进步，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工业遗产的内涵很广，除了矿山和工厂的建筑，它还包括机器、生产设备以及厂区大环境。目前，世界遗产名录里就包括了一些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工业遗产。最为人知的有建于1779年的英国大铁桥——是世界上第一座大铁桥以及德国的弗尔克林炼铁厂。 英国和德国是最早认识到工业遗产重要性的国家。因为在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工业革命的先锋，同样地，在20世纪后期，曾经辉煌的重工业在这两个国家迅速衰亡。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是说明德国政府和当地社团在时代的变化面前拯救和保护工业遗产一个最好的例子。一百多年来，鲁尔工业区是世界重工业的排头兵，现在它却成了世界工业遗产鉴别、保护和富有创见地再利用的急先锋。 鲁尔的历史：成也工业，败也工业 鲁尔区位于德国西北部。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区，它的总面积大约是45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青海湖那么大，人口超过600万，包括了埃森、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等主要城市。 德国现代工业就是建立在鲁尔区的煤炭开采和钢铁制造业上的。在1860年后的100多年里，鲁尔区是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在鲁尔区的郊外，遍布地下煤矿和井口，矿工的房子围绕矿井串联在一起。当地的河流都被裁弯取直，人工河道纵横，工厂林立，炼钢炉高耸。20世纪初，煤炭和钢铁工业塑造和支配着鲁尔区的景观。 鲁尔区的辉煌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该区，成为煤矿或者工厂的工人。他们一开始住在临时工房或者租来的房子里，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快产生了，促使他们的雇主为他们建起了宿合。这些包括独立小屋或者连排房屋的定居点通常围绕着集市广场。这类房子外形很像工人们原来在乡间居住的小屋。到今天，这些老定居点形成了鲁尔区历史遗产中独一无二的部分。 直到1960年，鲁尔区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然而，随着石油的开采利用，煤炭在能源中的地位大大被削弱，鲁尔区开始经历它的低谷期。首先，早期开挖的煤矿已经大部分枯竭，要继续开采，就必须深挖，从而导致成本高涨，面对着从美国进口的便宜煤，鲁尔的煤失去了竞争力。当地的煤矿被关闭，钢铁制造商宁愿搬到沿海城市，以便获取原材料。从1957年到2000年，鲁尔区的煤炭工业迅速萎缩：年产1．23亿吨变成2600万吨，减产近八成。矿工人数也从39．8万人降至4．8万人，减员近九成。尽管有新产业的输血以及服务业的增长，但都不足以抗衡煤炭钢铁业衰退对鲁尔区的负面冲击。 鲁尔的做法：善待工业遗产 鲁尔地区是个典型案例：工业建筑一度“统治”着这个地区，如今大量被闲置，摆在鲁尔人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它们? 曾几何时，现代工业建筑是“丑陋”的代名词。然而遗产评估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它的审美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鲁尔地区冗余工业建筑的命运似乎别无选择了：被拆除。 1969年，西方国家对待工业遗产的消极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鲁尔区多特蒙德市Zollein II／IV煤矿建筑正准备拆除。这时，建筑师们在检查这些建筑的时候被它们早期的工业建筑样式迷住了_而且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泵的煤矿：因此，它算得上是世界科技遗产。建筑师们专门为这个煤矿组织了一次摄影展，当地的大报也不遗余力地作报道，普罗大众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们身边的工业建筑，原来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遗产。社会的关注推动当地政府第一次从全局出发去考虑这些工业建筑的去留问题。 这场民间发起的保护运动的结局是令人欣喜的。一方面，在1970年，Zollein II／IV煤矿建筑的保护工作得到了资金，这是德国政府第一次拨款保护工业遗产。另一方面，一系列见证着鲁尔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的工业遗产得到了重视。这些遗产包括了煤矿工厂工棚以及运河水闸。1975年，当地政府在波鸿市举行了国际工业建筑大会，大会发表了保护以上建筑的声明。 但是以上措施只能保证这些垂垂老矣的工业建筑苟延残存，并没有解决它们如何重获新生的问题。一般来说，功能明确的建筑物是比较困难找到合适的再利用途径。在1979年和1984年，政府出资建了两座工业博物馆。 对于一直被忽略或者低估的鲁尔工业遗产，这些个别的保护案例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不可能所有工业建筑都能变成博物馆，于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工业地区往往都有一套完整的工业规划，诸如除了煤矿、工厂，还有铁路、水道等交通配套网络。当它们的经济生命结束的时候，它们便被废弃了成了荒芜之地。大工业遗址的水土通常都被污染国。如果保护工作只是着眼于单独的建筑修复，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从根本上“固本培源”、“休养生息”。这使鲁尔地区认识到只有全面的保护和治理才能使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生机，既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又适宜人居。 鲁尔的案例：遗产保护起革命 1989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地区组织，名叫“IBA Emscher”。这个组织的权限范围是鲁尔区的北部，有半个鲁尔区那么大，这个地区因煤矿的大量关闭而倍受影响，生态破坏也是最严重的。IBA Emscher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展示项目重新恢复当地的生态系统，建立生态区以吸引新型、洁净的工业，同时为社区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修复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 整个保护计划的重点是建立起一个东西长70公里、面积800平方公里的生态区。原来，这片土地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绿地，一块零散地点缀着树木的小绿洲，其余的土地上散布着煤矿、工厂、铁路和水道。要在这么大面积的地块上成功开展保护工作，首先要实现污水无害化处理。然后才是巩固原有的绿色地带，再拓展形成带状的城市公园和小树林。经过改造，原来在人们心目中“灰头土脸，又黑又脏”的工矿形象被浓浓绿意柔化美化了，改头换面、焕然一新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绿地、居民中心、物流中心、工商业园区等城市项目像拼图游戏一样分布着。 在生态区内，12个不同的发展和保护方案向世界展示了老工业区重获新生的可能性。当地政府希望这些改造方案能刺激更多的投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这些项目被视为工业基地稠密区在城市建设和生态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模式。本文将详细介绍其中的两个方案，因为这两个保护方案颇有创造性。 第一个方案位于埃森市内的Zollverein XII煤石厂。这个煤矿于1932年投产，1986年关闭。整个煤矿构成了当地的标志性景观。在30年代，它是技术革命和建筑创新的代表作。这是包豪斯建筑学派(德国建筑流派之一)第一次将现代建筑应用到大型工矿企业上。它那干净利落的造型，清楚明了的布局，和谐妥帖的设计无不彰显着现代建筑的理念：“形式服从功能。”当它关闭的时候，碰上公众开始重视工业遗产的年代，很快，Zollverein XII被列为历史遗迹，在2001年，成为世界遗产。尽管如此，如何确保它未来的“生存能力”呢? 方法就是Zollverein XII被重新定位为文化休闲中心，它的修复和再利用将为当地长期失业的工人提供再就业机会。有历史价值的机器和设备被原封不动保存下来，在原厂房的遗址上建立博物馆供人凭吊，博物馆里视频录像再现当年深井下矿工的生活条件。锅炉房呢，变成了设计中心和学校的一部分，5个锅炉不但得以保留，还成了旅游观光项目，游客可以通过观光电梯接近它们。车间厂房摇身变做当代艺术的画廊。贮煤场在原有的建筑上添加了楼梯，如今可以出租用作会议或者舞会场所。剩下的八角形冷却塔也没被闲置，成了艺术家们搞创意的摄影工场。今时今日的Zollverein XII绿树环绕，溪流淙淙，游客到此，很难将它的“前世”与“今生”联系起来。 另一个案例就是Duisburg-Nord生态公园。80年来，这里一直是大型钢铁企业的所在地。直到1985年，企业关闭了，围绕这块地皮，该何去何从。激烈的讨论展开了。在人们争吵不休的同时，大自然的生花妙手正静悄悄地抚平这里的刨伤。几年之后，在废弃的铁路上，矿石仓库内，甚至建筑物的裂缝里，草儿摇，花儿飘，小树随风笑，大自然重新眷颐了这片土地，经过统计，竞有300多种植物“回家”。城市设计师看到此情此景，由衷地说：“让我们顺匣自然吧。”于是，一个200公顷的公园就这样诞生了。 现在，看上去难以相容的元素——工业建筑和绿色植物在Duisburg Nord公园里和谐相处着。矿渣场种上了水仙花；铁矿石仓库的门被破儿地板上铺上土，草儿花儿就在这里“安居”了谁能想到，一个仓库竟然能变成一个大温室。因为库房很深，生态环境独特，这里居然为鲁尔地区“奉献”出一个全新的牛态系统。在公园里，花草树木的柔美和工业风景的硬朗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令人不禁慨叹：世界上再冲突的事物，也能找到协调的相处方式。 别的建筑也没闲着，被开发为运动休闲场所。譬如有两个大仓库改造成攀岩爱好者的大本营，旧炼钢厂冷却池变成潜水训练基地，鼓风炉上面建起了观景台，铸造厂改置成电影院，一座高100多米、宽60多水、曾是世界第二大的废话瓦斯槽被改造成富有太空意境的展览馆，当年的工人当起了导游，还有一块名为“金属广场”的窄地和它的围墙、管道和焦炭炉一起为摇滚音乐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演出场所。 创意的挑战 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复杂的，通常不是那么容易处理好。然而，德国鲁尔区的做法为全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工业遗产同样可以保护得很艺术很美。我们学习鲁尔区的做法，并不是提倡在世界各地复制它克隆它，而是学习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去珍惜和保护我们身边的工业遗产。 在我的家乡——澳夫利亚墨尔本市，也有一个很成功的范例：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的墨尔本中心就建在一个原本为生产子弹的工厂旧址上，古老的厂房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被置于完全现代感的购物中心的中庭之内，厂房里既有专卖店，也有咖啡屋。商厦中多层的购物楼面在这里被打通为一个相互贯穿的共享空间，一个突出于建筑立面上高大的圆锥形玻璃顶形成了这个共享空间的采光罩，也为高耸而古旧的红砖烟囱提供了与现代商厦共栖共生的空间条件。在这里，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们之间又是这样的不可割含：现代商厦为老工厂提供了生存与维护的空间和条件，工厂还商厦别具一格且难以企及的知名度和独占鳌头的商机。 怎么样?有新意吧。如果说建筑界是产生奇思妙想的行业、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何尝不是灵感创意滋生的土壤呢？ 出自《中国国家地理》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