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型建筑的使用寿命一般都超过50年，而我国“短命”建筑不在少数。民调显示仅8％的人满意所在城市规划，83.5%的人将城市建筑“短命”的原因归咎于“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2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原本应该极为严谨的城市规划现在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长官意志取代了科学规划，而开发商成为“第二规划局”的情况也已司空见惯。拍下地后再申请修改容积率对很多开发商而言都只能算是入门功课。城市规划应开发商的要求做出“适度”调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时候，规划还没正式修改，开发商就已按新规划开工了。 领导能凭个人喜好随意改变城市规划靠的是权，开发商能让规划部门乖乖听令则是用钱开道。无论是权还是钱发挥的作用，“短命”建筑的增多都与规划过程不透明、暗箱操作过多有着直接关系。受城市规划影响最大的普通市民不仅无法参与规划的制订，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的知情权。缺乏前瞻性和总体性、朝令夕改的城市规划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也直接影响到市民的正常生活，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 城市规划要让群众满意，首先就必须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制订出最合理的规划，改变城市规划由主要领导一人说了算的现状。不仅规划的制订过程要更加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相应的监管和问责措施也应加强。因规划失误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资源浪费不能简单地以“交学费”或“没有经验”为由加以掩饰，必须让相关责任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城市规划的话语权应从领导和开发商的手中转到市民手里，真正体现民意，以保证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会因某些人的“一时糊涂”而受损。 　2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月6日，由于规划与设计问题，江西南昌一个使用不到13年的四星级大酒店，被爆破成约4万吨的废墟；2007年，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才用18年就完了；今年，福建一所投资1500万元的小学，只有2年就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是什么造成如此多的“短命”建筑？据了解，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型建筑的使用寿命一般都超过50年，而我国“短命”建筑不在少数。我们的城市规划出了什么问题？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491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过“短命”建筑。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50.1％的人表示不满意，41.8％的人表示“一般”，仅8.0％的人表示满意。 　　城市建筑短命，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增加很多建筑垃圾、严重污染环境，这就是典型的“城市规划幼稚病”，只要能让GDP的攀升，官员们就愿意不遗余力大搞“拆迁经济”；为了打造政绩工程，领导们更热衷于否定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的声音，大搞“权力审美”。又加上，目前的政绩考核和行政问责缺乏对决策失误和规划失误的及时督察和追究，所以，“城市规划幼稚病”才肆无忌惮。比如上海市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设计寿命50年使用了11年就寿终正寝；武汉“外滩花园”违反国家有关规被起爆拆除付出了上亿元投资；南京紫金山“观景台”被爆破后数百万元国有资产流失。这都是损失惨重的 “规划败笔”啊！所以，联合国人居署驻曼谷代表佐藤摩利子女士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方面的立法与规划原则都已经过时，却依旧大行其道，城市规划工作中充斥迷信思想、官僚作风以及官样文章。” 　　由此，想到了在重庆举行的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上，韩国首尔市市长在介绍城市改造时的经验，开始时，市民强烈反对，最后，政府与市民作了4200次的对话沟通，才得以进行。主持人杨澜提议：“市长们在会后可以向首尔市长好好讨教一下这4200次的沟通经验。” 　　4200次沟通，这不仅仅是一种高频度、高密度的问计于民、汲取民声，更是城市规划中的宝贵经验：多重视“草根审美”，让群众声音成为城市规划决策的重要构成，要充分吸纳群众声音和社会各界的建议，这种尊重民意的做法应成为一种敬畏意识，渗透到每一个规划行为中。所以，首尔政府才愿意不急不缓、心平气和的和民众进行如此多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让城市规划这个公共品，真正成为“公众的思想产品”，成为大众的思维结晶。 　　换言之，行政权力都会有“我说了算”的冲动，这种官本位的冲动必须在城市规划中自觉制动，态度谦逊，倾听民声，因为城市规划毕竟不是“过家家”，一旦失败往往会造成生态型灾难，影响城市整体面貌，给城市发展留下永久性创伤，就是推倒重来，也会留下大量的建筑垃圾，浪费大量金钱。这种重大的公共事务，必须进行充分的公共协商和热烈讨论，否则，这种所谓的规划就无法得到通过，那些自以为是的“权力审美”就会受到群众的激烈抨击。首尔市和群众进行4200次的官民互动，留下的更是规划范本：给予规划一定的严肃性，权威性，总体性，遵循规划规律，信仰设计科学，认真执行既定规划思想，谁也不能轻易动摇和改变，官员也不例外，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正是受到了这种做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注重城市规划的问计于民，比如《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成果草案（2007－2030）》从2日起面向全社会征询意见和建议，新规划草案在制订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公众参与；长沙市民就城市规划直陈己见，市长登门问计于民；济宁市召开“问计于民”活动城市建设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代表对全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和建议；乌鲁木齐城市建设工作“问计于民” 最高奖1千元。等等。民众的声音日益受到了重视。 　　如果我们的城市规划决策人都能将问计于民的程序落到实处，不搞形式主义和“问计秀”，杜绝各种行政权力对规划规律的干扰，就像韩国首尔一样自觉主动、不厌其烦和持续不懈，保证了城市规划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正如专家所言，城市规划要讲究可持续发展，不能光算经济账，还要考虑社会效益，从环境、生态、文化等方面多维度地考虑问题。在决策之前一定要慎重，多听听公众和专家的声音，综合分析利弊。“城市规划幼稚病”就能得到有效改善！